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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下)【典藏新版】
一七一、南京寧海路軍統看守所
勝利之後，政府對於所謂「敵」「偽」人員，不知基於何種心理，何種原因？決定了分別處理的辦法。這辦法矛盾紕繆得令人可啼可笑，又誰能測其高深？對於敵人，經過八年進侵，蹂躪及於半個中國，殺害了千萬軍民，而且幾至顛覆國祚，然而政府偏說「以德報怨」，耗費了多少國帑，動用了無數人員，經過了多少周折？把留在中國境內的數百萬軍民一一遣送回日。結果贏得了敵人的歡呼：「寬大的蔣委員長！偉大的蔣委員長！」
而對於「偽員」，其中不能說全無仇事、作為靦顏虎倀之輩，但畢竟有許多人密電輸誠，虎穴效命，以敵對的形式，在敵後作呼應，雖蒙形跡之嫌，詎全無可原之處？然而政府瓜蔓株連，雷厲風行。「偽軍」、「偽員」、「偽民」、「偽學生」，本是政府遺棄於淪陷區苟延的人，而政府認為無一不偽，亦無一不應受懲。而其間抑又有不同之處。偽滿成立在先，而政府下令：偽員不究，偽軍不收。所謂不究，是有罪而不予迫究呢？還是無罪而不便追究？偽軍不收，適以資共，而林彪卻人棄我取，照單全收，乃成為國民黨所送一筆最大的禮物，而資為共產黨一筆最大的資本。循理說法，汪政權中人即不說什麼雙簧；也不談什麼反正，若論「罪惡」，較之暴敵，究應罪減一等；若論時期，較之偽滿，也落後多年。而結果獨對汪政權人治罪者以萬計，處死者以千計。此中與偽滿又有不同處，如有實力的「偽軍」是全收，而無實力的「偽員」則全辦，弄得收復區內鴉飛雀亂，匕鬯難安，又是一番景象！在東南地區，大部份汪政權中人被羈禁的，都在京滬兩地。在上海，則由軍統之楚園與南市看守所而集中到提籃橋；在南京，則由寧海路而改送至老虎橋。
南京城北住宅區的寧海路二十一號，戰前本是馮玉祥的住宅。汪政權建立前，已由「七十六號」的特工總部用作南京的特工站，蘇成德、馬嘯天等曾經先後在那裡主持過。勝利以後，軍統局接收之後，改為看守所，就像上海的楚園優待所與南市看守所。軍統局是一個軍中附屬機構。名義上所管的是有關軍事方面的「調查」與「統計」事項，它本身應否設立看守所，與能否成立一個看守所？以及他在法律上有沒有逮捕人犯之權，尤其是逮捕非軍人的人犯，本已成為疑問。即使命令可以改變法律，而賦予以逮捕人犯與查抄財產的職權，但政府明令公佈「懲治漢奸條例」為卅四年的十二月六日，而軍統開始拘禁那個未公佈條例中的「漢奸」，是同年的九月底。事先沒有可以依據的法律，事後羈押嫌疑人犯，絕大部份都在半年以上，也不依照約法、提審法等於拘捕後應在二十四小時內解交審判機關的硬性規定。但是到今天沒有人曾經提出過疑問，自然更沒有人曾表示過疵議。幾個劫後餘生的「偽員」何足惜！政府方食勝利之果，不旋踵而終見神州陸沉！
這一所由要人住宅而為犯人監房的寧海路二十一號，開始收容人犯是在民國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初，而第一批的來客是由穗解京的陳璧君與褚民誼等人。那裡分為前後兩院，後院較小而前院較大，陳璧君等先被安頓於後院之內。首任所長長徐文祺，原是汪政權周隆庠任「行政院秘書長」時代的「庶務科科長」！他竟有孫悟空的通天法術，搖身一變，忽然由偽員而為真官，由昔日的僚屬，變為此時的獄官。當陳璧君等解到時，徐所長還臨場監視，一位與陳褚同被押解來的看見了徐文祺，以為是同難的難友，還用惋惜的口吻招呼著他：「老徐！什麼你倒先來了？」徐所長聽到了有些忸怩，尷尬地說：「我們不談這些！」
我說陳璧君等是來客，並不過分，她們還應該稱為貴客呢！初到時真是極盡其優待之能事，一日三餐，都是從外面酒肆中叫來的，下午且還供應茶點，室門並不下鎖，在裡面行動也極自由。而一兩月之後，南京陸續拘捕的梅思平、岑德廣、周學昌、李謳一等來了。又一月之後，由日本提回的陳公博、陳君慧、林柏生、何炳賢等一批又來了。北平方面的重要人物，如王蔭泰、汪時璟、唐仰杜、周作人等一批也移解到了。最後則重慶土橋畔的特客周佛海、丁默邨、羅君強等也來匯合了。濟濟一堂，人數已增加到二百多人。待遇從此就逐漸降低，尤其伙食變得最為厲害，一度曾經用黑色的麵粉製成麵疙瘩作囚糧，犯人至稱之為「原子彈」。室門也加鎖了，而且終日並不開放，這時，來客與特客，才真正在渡牢獄生涯了。
到了翌年的四月，陳公博、陳璧君、褚民誼、繆斌等已經又改移到蘇州獅子橋監獄，寧海路看守所的組織也變更了。汪政權中人全部改移到前院，後院則變為軍統局內部人員的禁閉之所。法院也對羈禁多時的人，開始提訊了。
在此之前，在押的汪政權中人，還對自己未來的命運，抱著無窮幻想，他們陶醉於政府寬大的諾言，又相信戴局長政治解決的保證。因為，當戴笠在撞機身死之前，數度赴京，到京也必到寧海路探問。他於談話中表示：很諒解汪政權中人的苦衷，況且一部份還與他曾經有過直接聯繫，這既然是一個政治問題，最後當然應以政治手段來解決。每次談話，在押諸人都推陳公博為代表，兩人也常常長談至數小時之久。戴笠離去後，公博即與李聖五、梅思平、胡毓坤諸人交換意見。
有些人深信以戴氏所負當局付託之重，而諸人且已身入牢籠，自不必再以假言相紿，因此十九都充滿了樂觀情緒。其中唯有一人卻抱著不同的見解，那是褚民誼。他平時為人好似糊塗，而此刻對其本身命運，則看得反比別人為清楚。他說得很妙，他說：「早有人處心積慮，想把一隻臭馬桶套在汪先坐的頭上了，這次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既經動手了，也決不會就此輕輕放過。汪先生雖然死了，還要讓他於蓋棺之後，再給他以一個定論。因此，追隨汪先生的人，心理上應該先作出一個犧牲的準備。」褚民誼的這一番話，政府的最後決定，也許真因為戴笠橫遭慘禍而有所改變，但終於讓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後他自己在法庭上的一再求死，也無非基於這樣的一種心理所形成。
當局初期的所謂政治解決，也並不完全徒托空談。有一次，戴笠到寧海路去，曾經提出過先就在押諸人中挑選一部份人，來組織一個對於中共問題的研究所。軍統方面且已在南京陰陽營佈置好了兩所房屋，作為所址。初步的人選有梅思平、林柏生、郭秀峰（曾任宣傳部次長、中央電訊社社長等職）等多人。梅思平有冷靜的頭腦，文學上的修養，以及有些見解的理論。林柏生為留蘇留法學生，且國民黨第一次代表決定容共政策時，曾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秘書多年。郭秀峰則為留日學生。戴氏的這一項建議，似認汪政權中真還有幾個人才，而政府也確有愛惜借重之意。然而最後經諸人的共同商討，認為對國家出些力是應該的，但本身的問題未曾解決，「漢奸」罪名未曾洗刷以前，一誤不容再誤，於是終於向戴氏婉辭謝絕了。以後戴氏撞機身死，此事也就無人再提。
這個寧海路的軍統看守所，第一任所長徐文祺調離後，繼任的為一姓張的人，他是首都警察廳長樂幹的部下，大約還是中央警校畢業的，他年紀很輕，而卻懂得怎樣要錢。汪政權中人的家屬，只希望能減少一些在押者的痛苦，自然千方百計地向他走門路。也許他錢拿得太多了，引起了別人的眼紅，因此與看守所門前的法警發生了意見，更由於不同機構派來的人，更容易形成對立的現象。
按照所方的規定，人犯接見家屬，既然有一定的時間，當然也一定是在白天的時間。接見的地點，家屬則在門口的一間小室中，律師則在客廳裡。而「南京市長」周學昌的太太，有一天到晚間才去寧海路，而竟然准與學昌接見，而且兩人談話的地點，就在所長的辦公室。這種破例的與特殊的待遇，顯得無私有弊。此事自然逃不過門警的耳目，本有積怨，就向上級機關檢舉，張所長立時被扣，經解送法院審判結果，證實了他確有貪污的事實，而且不僅這一事為然，於是判處了兩年半的徒刑以後，送進老虎橋的首都監獄執行。這一所監獄，本來是準備著「接待」汪政權中人的，而不料第一個入獄的，卻反而是執行法律管理「漢奸」的堂堂所長。
那時本是怪狀百出，罄竹難書，張所長則只是一個倒楣的蒼蠅。勝利後的劫收審判，黑幕重重，所謂功罪是非，錢不失是萬能的東西，就在神聖莊嚴的法界之中，對法官則可說通神，而對獄卒則只是使鬼，偏偏張所長囊橐未豐，即邀嚴懲，他可說是千萬人中最不幸的一個了。
在寧海路的一段時期中，即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七年的五月止，其中被執行死刑的，較重要者，文的有梅思平與林柏生，武的有凌霄（海軍部次長）、胡毓坤與李謳一（首都警察廳長、警衛師師長），其中以李謳一死得最慘，執行時被連擊十餘槍，打得腦殼破裂、面目模糊。胡毓坤臨死前，沿途詬罵，他讓政府多費了好多顆寶貴的槍彈。其他在陸軍監獄中的齊燮元，於送往雨花台刑場時，罵得最凶，甚至說：死後做了厲鬼也要報仇。自然更要讓他們多受些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