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對於俠，我們總有一種難言的讚嘆之情。可不是嗎？在歷史陰闇的夜空裡，偶然出現一些特立獨行的任俠仗義之英雄俠客，彷彿在陰冷的寒夜，偶然發現了一兩顆亮麗的流星，帶給人們一霎時莫名的興奮。他們那種堅持信念、不畏強梁的勇氣，義之所在、雖死不辭的壯烈，以及那種白晝悲歌、深宵彈劍的孤寂與放浪，也在在顯示了與眾不同的情操，扣人心弦。
正義的英雄，就這樣走入了人世、走入江湖。千山獨行，衣袂飄飄。他們的姿影，逐漸瀰漫在我們心頭、瀰漫在銀幕和螢光幕、以及無數小說與唱本裡。如靜夜雨後的梔子花香，那是歷史在歲月淘洗過後，所僅存的一點溫馨，令人覺得歷史畢竟還有一些值得眷戀或嚮往之處。
他們力挽狂瀾，千金一諾，蓬勃的生命、淋漓酣暢的元氣、亢直的性格、特異的武功，形成了大家心靈底處一點難以割捨的遐想或悠悠憧憬，俠氣崢嶸，教人神往。如袁中道《李謁陵傳》云︰於古之「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苦滂沱，而若不自禁。」
他們殺身成仁、視死如歸，似儒；他們摩頂放踵、兼愛天下，似墨；而他們除暴安良、濟弱扶傾，甚至劫富濟貧，大快人心，卻又俠縱杳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更有一種儒墨所無的神秘浪漫氣息。這樣的俠氣、俠情、俠骨、俠義、俠行，當然要使人讚嘆莫名了。
然而，究竟活生生存在於歷史中的俠，是不是真如我們所嚮往的那樣，是個正義的浪漫英雄？
例如董卓。劫持皇帝，焚掠洛陽，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眥必死；以致於他死時，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買酒肉相慶者，填滿街巿。但是，這樣一個大惡人，卻是不折不扣的俠，《後漢書•董卓列傳》云︰「董卓……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由是以健俠知名。」
類似這樣的俠太多了，如《北齊書•單義雲傳》載︰「義雲少麤俠，家在袞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是搶劫行旅的俠；《北夢瑣言》卷四︰「浙西周室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姐妹也。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歿」，是竊玉偷香、淫擄婦女的俠；《舊唐書•郭元振傳》說郭元振任通泉尉時，「任俠使氣，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更是販賣人口、欺壓百姓的惡吏了。……諸如此類的俠跡俠行，豈不正與一般所以為的俠士道德相反嗎？
在一般人的觀念裡，俠是一個急公好義、勇於犧牲、有原則、有正義感，能替天行道，紓解人間不平的人。他們雖然常與官府為難，但總站在民眾這一邊，且又不近女色。因此，我們便很難相信俠只是一些喜歡飛鷹走狗的惡少年，只是一些手頭闊綽、排場驚人的土豪惡霸，只是一些剽劫殺掠的盜匪，只是一些沉溺於性與力，而欺凌善良百姓的巿井無賴。
同時，無論我們多麼嚮往讚美俠，在現實生活裡，我們也無法以同樣的浪漫情懷去面對那些講氣魄、有義氣、很四海的「兄弟」、混混和迌人。於是，我們一面歌頌俠客精神，講說義俠廖添丁的故事；一面又要求成立檢肅流氓的法規、打擊黑社會勢力，以解除生活上的威脅。
這不顯得很怪異嗎？是不是我們一般對俠的想像，距離歷史真相太遠了？譬如《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說︰「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注引《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顯然任俠的曹操，只是個飛鷹走狗的無賴惡少。
但是，我們能容忍自己的子弟如此嗎？能在一個面對現實生活中遊蕩無度的青年時，稱讚他有蓬勃的生命力、能反抗不公平法律、不羈於世俗禮法嗎？對歷史上俠客的浪漫想像，是不是在這種地方也顯示了它會造成我們評價時的困難？因為很明顯地，我們是用兩種標準在看待這些遊俠人物的。
本章，就是想打破俠之浪漫想像，暫時關閉幻想和憧憬之門，揭開歷史的布幔，看看俠客的真面貌，並說明俠的神話式嚮往究竟是怎麼形成的。

（一） 文學的想像

歷來，有關俠的記載與描述，一向是歷史與想像相雜揉的，因為這裡面一部分是史傳性質的寫實，一部分則是俠義文學類的東西。
文學，固然不乏寫實的成分，其素材也可能取諸現實人生，但它基本上是想像和虛構的，絕不等於實真的狀況。
例如目前我們所熟知的「武林」，意指武俠活動的區域、武俠所自成秩序的世界。但這個世界，根本就出於文學作品的創造，在白羽《武林爭雄記》之類作品出現以前，一般只習用「江湖」「綠林」等名義，並無武林一辭。
同理，在還珠樓主之前，亦無「玄門罡氣」「乾坤大挪移」等武功；四川用毒名家「唐門」，古龍也自承不曉得創自何人；在司馬翎慕容美之前，更無人在小說中談及「任督二脈」。這些有關俠的事蹟、活動、武藝等等，泰半出自文學家的創造。是他們發明了「這樣的」俠，而非歷史上真有其人其事，而且就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事。
可是，文學作品的虛構與創造，顯然經常替代了所謂的真實。它會讓我們相信確實有一個如它所描述的世界或人物，因此讀了《蜀山劍俠傳》一書，便會有不少青年攜負行囊，要上山拜師學道。
一般我們也逕把俠義文學中的俠，視為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俠。這當然是文學的魅力使然，如亞里士多德所言︰「詩歌比歷史更真實。」但是，在認同俠義文學中的俠者形象時，卻很少人會再去釐清何者為作者之幻設與想像，何者是為史上確存的事項；我們受到小說戲曲的教育之後，即不自覺地將歷史與文學的想像混淆了。——於是，我們相信︰俠確實曾經這樣活過。
而這種混淆，存在著另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是︰一切文學作品，都含有作者所欲投注的意義。
作家選用一個或一種人物，乃是因為這些人物比較適合用來表達他所想陳述的意義。有時，某一類人，特別為作家所愛選用，而此類人物之表現，也恆隨作品之意義而有所不同。這是文學上的公例，例如李白詩中多寫俠士，吳喬即以為這是因為︰「太白胸懷有高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為之。飲酒學仙、用兵遊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為賦而譏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為人乎？」（圍爐詩話•卷四），夏敬觀則更進一步說，太史公《遊俠列傳》也是寄興為之，並不是賦。
又如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寫的《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前者摭拾民間械鬥、幫派火拼及劍俠法術等傳聞，並無太深刻的意義，所以在這本書裡，俠亦只是一般擅長武藝、好勇鬥狠的人而已；後者則因作者刻意闡揚俠義英雄，思有以強身強國強種，於是，俠就成了「俠之為道，蓋貌異於聖賢而實抱己飢己溺之志者也。用雖不同，而所歸則一」的人物了。
類似這樣，凡在優良的小說裡，作者一定會賦予俠一個意義，這個意義，可能是如陳忱《水滸後傳》所云︰「雖在綠林，卻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皆為官私逼迫，勢不得已」，或者如文康《兒女英雄傳》所說︰「俠義中人，都有『一團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聖賢還高一層』。」因為有了這許多意義，所以它不必等於現實層面的俠。
這個道理，正如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美麗聰慧又有俠情義膽）的妓女，不同於街頭拉客的妓女一樣。我們傾慕董小宛、李香君、甚至讚美「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可是對現實世界中的妓女卻不能激起任何浪漫的企慕，而只會感到可悲、可憫或可鄙。
另外，文字本身的虛構性結構關係，使得文學作品與事實距離遼遠︰「若文人之事，固不當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為經，手以為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遊俠貨殖，其事遊俠貨殖，其志不必遊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是故馬遷之為文也，吾見其有事之鉅者而檃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缺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為文計不為事計也。」（金聖歎《水滸傳》二十八回總批）
可惜的是，文學與真實的糾葛，由來已久，討論俠的人，也從來不曾意識到這一層，他們總是很自然地從文學作品中理解並感受到俠，再將這種理解和感受投射到歷史的詮釋上去。所以，歷史上不符合他們之理解與感受的資料，就都被過濾掉了、被塗改換色了、被不明究理地搞錯了。比如「積惡凶暴，好遊俠」（後漢書•郎顗傳），是歷史上俠客常見的形象，但很少被提起。俠是「盜跖之居民間者」（史記•遊俠傳），而居然被解釋為代表民間利益反抗官府的英雄；唐人〈俠客行〉〈遊俠篇〉等作品，也被視為唐代任俠風氣的寫照。
大家似乎都還不了解，作品之擬意與寄託，乃是用以馳騁作者的想像和抒發心中的意願，不能與歷史事件混為一談。以致逵徑亡羊，令人徒滋浩嘆！

（二） 歷史的詮釋

 1.充滿意義判斷的歷史
在文學與歷史的詭譎辯證裡，文學之想像和歷史交揉氤氳，已經是個迷人的話題，俠，剛巧又為這種水乳交融的迷離煙景，作了一番最好的見證。
而歷史本身的理解與詮釋，在脫離它與文學的複雜糾葛處，卻也自成園地。在這片園地裡，我們看待歷史中的俠行俠跡，又常犯什麼樣的錯誤呢？
很少人了解，歷史是經過詮釋才能存在的。而且，不同的歷史詮釋與詮釋者，即會帶來面貌迥異的「歷史」。以司馬遷的《史記》來說，《遊俠列傳》刻劃遊俠，事實上就根本不是「如實」的，其中充滿了作者對俠的詮釋和意義判斷，故其文開頭說︰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中間說︰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結尾說︰

自是之後（郭解死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嚮者朱家之羞也！

顯然司馬遷在寫這篇傳記時，採取了一個異乎時人的詮釋觀點。——一般人把朱家郭解等人也視同暴豪之徒，但太史公卻認為無論在朱家郭解同時或後代，為俠者雖然有許多確實只是盜匪、只是魚肉民間的暴豪；但朱家郭解等人在不軌於正義的同時，另外顯示了某一些值得稱道的美德，足以為世勸勵，比一般的遊俠高明些。因此他寫《遊俠列傳》，並不客觀描述記錄當時北道姚氏、西道諸杜等遊俠，而只介紹朱家郭解等人。
這就是說司馬遷對於遊俠，基本上已經有了一種意義判斷，採取了一個批判的觀點，認為俠是不對不好的；然後再在這些不對不好的人物中，選擇朱家郭解等例子，作為價值的表率，而對這些人物的行為，做了某些詮釋（如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之類）。
換句話說，司馬遷寫的，根本不是什麼客觀的歷史，裡面充滿了意義的選擇、判斷與對歷史的詮釋。而這種詮釋，當然又跟詮釋者司馬遷本人的意義取向、價值觀有密切的關聯。
這種關聯，大概可以包括兩方面，一是司馬遷的「正義」。在他整個意義世界裡，他是以孔子自任的，因此他的意義判斷顯然仍以儒家為依歸，故吳齊賢云︰「（遊俠傳）首二句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客形主」「側重一句，儒是史公應言主意」、「太史公傳遊俠，雖借儒形俠，而首即特書曰學士多稱於世云，則其立言之旨為何如哉！」又說太史公在結尾時說「嗚呼！惜哉！」及是「言名為遊俠所竊，寧有定準乎！所以深惜之，所以深貶之也。」
另一方面，則是司馬遷的存在感受和個人遭際，此即「詮釋情境」之問題。在詮釋時，詮釋者、詮釋情境和詮釋對象，乃是滾在一起的，太史公個人的遭遇和他對時代、對存在的感受，逼使他去關切遊俠，並且採取這樣一種詮釋立場。
古人評《史記》時，常很敏銳地抓住這個問題，指出他是有所激而云然。如歸有光云：「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於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文集二，夏懷竹字說序）、董份云︰「史遷遭李陵之難，交遊莫救，身坐法困，故感遊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姦雄，此太史之過也。」、柯維騏云︰「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遊，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驅、赴士之厄困者何如？」茅坤云︰「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遊俠，獨蘊義結胎在此」……，均是如此。
這是太史公特殊的立言背景與心理態度，這種態度，一旦和他平夙信仰的價值系統、意義判斷相結合以後，他對俠的詮釋，便背離事實之真，而呈現出特殊的意義來了。這正如楊慎論《遊俠列傳》時講的︰「或曰季札豈遊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遊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人，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
子貢固然是億則屢中的大豪商，但子貢又豈止是商人？一般的商人又何能比肩於子貢？此處等，正顯示了史家點化歷史，使其具有意義與價值的精彩一面，猶如董狐之筆，明明非趙盾弒君，但在史官的意義判斷底下，卻仍然要寫著「趙盾弒其君」，春秋之微言與大義，就常存在於這些地方。
可是，讀史者領受了這些意義之後，卻很難分得清楚趙盾在事實上是否曾經弒君，史家賦予的意義和實際歷史人物的表現，經常混為一談，不但認為俠就是朱家郭解一類人（而忘記了盜跖之居民間者也是俠），更以司馬遷的詮釋，作為歷史上實際遊俠人物的精神內涵或性質。於是，俠便成了一個價值判斷用語，代表我們對某些已諾必信、不愛其軀、救人之困厄等美德的稱讚辭，如大俠、俠女、俠客行等，都逐漸不再是一個描述用語了，充滿著價值的崇高感。
這樣一種價值的崇高感，更會因為跟我們自己對存在處境的感受及理解，對它做一番再詮釋，輾轉漫衍，幻拓無端，發展出各種不同的俠客形象；並將這形象投射到歷史上去，認為歷史上的俠就是這個樣子。
這種情形，在近代特別熾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