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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人格論：偉人與小人
武俠小說要塑造偉大的人格形象，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傳統的武俠小說是這樣，新武俠小說也是這樣。作家自然而然地這樣寫，讀者自然而然地這麼讀。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用商量，也不可商量。
新武俠小說的開山宗師梁羽生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即武俠小說有武有俠，俠是第一位的，武是第二位的，是「俠之餘」。他以為武俠小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可見武俠小說家對俠的重視。
俠有二重相關的含義，在事，是指正義的行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行為即正義的行為）：在人則是指正義的代表，或「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一個具體的個性，使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語）。這種觀點是普遍被承認和接受的。連與梁羽生的創作風格截然不同、一心求新求變、開一代新風的武俠小說家古龍也不例外，他的小說雖然在形式上花樣翻新，但其小說的主人公則化來化去，萬變不離其宗，總是「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
古典武俠小說，總喜歡標上「忠、孝、烈、義」的名稱，所以《水滸傳》又叫《忠義水滸傳》，《三俠五義》則更不得了，叫《忠烈俠義傳》，這標明它的主人公必須是古典範疇中的人格典範，是傳統文化的人格楷模。新武俠小說將其「忠」去掉，將「孝」減掉，將「烈義」換成現代意識下的人格典範，即「下層人民的優秀品質的代表」。內容變了，形式更變了，但它的本質——塑造偉大的人格形象，卻一點也沒有變。
但金庸的小說卻有例外。
縱觀金庸小說的創作道路，我們不難看出，金庸筆下的主人公（俠）系列，並不完全是嚴格按照傳說的武俠小說的規範去創作的，甚至有意識地不斷突破既定的規範，尋找和建立新的規範。「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不是金庸小說主人公的共有的、必然的品質。
具體地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有如下的幾種趨勢或特點；
一、人物的個性越來越突出，而俠的共性則越來越少，離典範越來越遠。
二、人物的俠氣與正義的品質有一個明顯的曲線，可謂「俠氣漸消，邪氣漸漲」。
三、人物的俠義典範的理想性越來越少，而人物的現實人性的表現越來越多，不僅越寫越邪，而且越寫越實。
四、人物的人格力量越來越弱，心理衝突越來越多，社會衝突也越來越重要，社會環境的制約力量也越來越強，因而其主人公的人格形象，從「偉人」到「凡人」乃至「小人」——
金庸的最後一篇長篇武俠小說《鹿鼎記》的主人公韋小寶，就是一個典型的小人形象，以至於作者在這部書的修訂本的《後記》中作出特別的解釋：
「有些讀者不滿《鹿鼎記》，為了主角韋小寶的品德與一般的價值觀念太過違反，武俠小說的讀者習慣於將自己代入書中的英雄，然而韋小寶是不能代入的。在這方面，剝奪了某些讀者的若干樂趣，我感到抱歉。」
抱歉雖是抱歉，但作者又說「《鹿鼎記》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他為某些讀者的習慣感到抱歉，但並不後悔。他故意要這樣做，這表明他是清醒的、有意識的。
從陳家洛到韋小寶，從英雄到無賴，從偉大人格到小人人格，從俠到「反俠」，這樣一種主人公形象的發展趨向，正是金庸武俠小說創作的最根本的、最突出的特徵，同時，這種發展趨向，也是金庸小說創作的獨門絕招與內功秘訣，體現了他的獨特的思想風采、藝術個性及其創作成就。
從偉人到小人，從俠到非俠或「反俠」，從陳家洛到韋小寶，當然有一段漫長的創作過程，包含了金庸的小說創作道路的始末。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一步登峰，而是經歷了一個相當複雜，甚至艱難的探索過程。這一過程又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金庸的創作不斷地求新求變，這與古龍的求新求變顯然不同。古龍固然也花樣翻新了一次，但變過之後就很少再變，新的同樣成了舊的；而金庸求新求變的追求卻自始至終都在實踐著，在不斷的變。古龍的求新求變基本上以小說的敘事形式與風格的新、變為主，內功方面變得不多；而金庸的求新求變則恰恰是在內功方面，內功的本質和方法不同了，外在的招式、套路也隨之改變，表面看起來似乎變化不大（沒有古龍的變化那麼明顯），但實質上這種內在的改變恰恰是根本的改變。以至於寫到《鹿鼎記》時，已變得面目全非，使人感覺到它「不像是武俠小說」。連作者自己也說，這部書與其稱之為武俠小說「毋寧說是歷史小說」（見《後記》）。
金庸的這種變化的意義是明顯的。
首先，這種變化在武俠小說創作而言，完全是反了乾坤。武俠小說有武有俠，而韋小寶則無武而又無俠。武俠小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而韋小寶則非但無俠，而且是一位人格卑瑣的小人。對於這種變化，金庸解釋說「小說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說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創造人物；好人、壞人、有缺點的好人、有優點的好人等等，都可以寫。在康熙時代的中國，有韋小寶那樣的人物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寫一個人物，用意並不一定是肯定這樣的典型」。（《鹿鼎記‧後記》）
其次，金庸創作的這種發展趨向及變化的本質，不僅是反了武俠小說創作的乾坤，而且也對武俠小說創作的傳統，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發出了明顯的、而又是強有力的挑戰。——梁羽生「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一個具體的個性，使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之說，我們感到十分的耳熟。這不僅是武俠小說的價值觀念和方法原則，而且也恰恰是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及其傳統文藝的方法原則。
傳統文化最重「教化」，可謂以教化為核心、為本質、為目標。而教化的具體方式，便是塑造集優良品質於一身的典範人格。總之，是要好人全然是好，壞人全然是壞。否則當然就起不到教化作用，又何以讓平民百姓「愛恨分明」呢？所謂「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是也。
可是，金庸卻說：「小說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實的，小說反映社會，現實社會中並沒有絕對完美的人，小說不是道德的教科書。」（《鹿鼎記》後記）——這話要是在古代朝廷上，沒有殺頭之罪，也有充軍之罪。
最後，這一變化，充分地顯示了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的價值，已經超出了通俗文學的極限，而進入了嚴肅文學，純文學的天地。金庸這位作家，也從一位「講故事的人」或「娛己復而娛人」的通俗文學的作家，變成了一位嚴肅而又獨特的文學大師。——在以前我們早已說過，金庸的《鹿鼎記》只有西班牙文學大師塞凡提斯的《唐‧吉訶德》才可以與之相比，一為「反武俠小說」，一為「反騎士小說」。《唐‧吉訶德》的出現，宣告了騎士文學的結束，《鹿鼎記》之後，金庸也不再寫武俠小說了。
中國的武俠小說看來還沒有結束的意思，這恐怕是我們民族性及當代商品文化、消費文化的大潮的影響所致。——在武俠小說中寫韋小寶這樣的小人，當然是匪夷所思、令人「難以接受」的。可是，在純文學領域中，這樣的形象絲毫不使人感到不可思議，正如金庸所言，作者寫一個人物，用意並不一定是肯定這樣的典型。「哈姆萊特優柔寡斷，羅亭能說不能行，《紅字》中的牧師與人通姦，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寫有那樣的人物，並不是鼓勵讀者模仿他們的行為……魯迅寫阿Q，並不是鼓吹精神勝利。」（《鹿鼎記》「後記」）韋小寶這一形象，只能擺在哈姆萊特、羅亭、賈寶玉、阿Q……這樣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學經典名著的人物長廊中，才能獲得充分的理解，才能充分地顯示出它的藝術價值與思想意義。當然，韋小寶形象也足夠進入那樣的藝術長廊，與他人相比而毫不遜色。
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人格——體現作家的思想認識與審美傾向的人格——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首先當然是從藝術方面去考慮和設計的，即首先是從人物個性的獨特性方面去考慮和設計的，避免雷同重複，千人一面，力求每部書的主人公個性獨特而又鮮明。然而，作者的思想傾向，卻又蘊藏在其中，人物的個性固各不同，但他們之間依然還有某種共同的因素，從而組成一定的人格類型。
人格大於個性。人格的類型規定了人物個性的基本特徵及其價值形式。
金庸的小說創作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有著不同的人格類型及其審美價值的不同傾向，不同形式。這一過程的總體特徵，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並不斷地朝現實人生及現實人格方面發展。同時，也是從理想的「理念」向現實的真實個性方向發展。具體地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人格類型可以分為儒俠、道俠、佛俠、浪子、小人五種。並且依照上述順序向後發展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