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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丟下一個，專門對付一個。「二者必捨其一而對其一」。蔣說，如果我專門對付「倭寇」，那麼國民黨、國民政府將來就有被推翻的危險；但是，「以天理與人情推之，今日之事應先倭寇而後赤匪也。」這就是說，從「天理」和「人情」兩個角度衡量，蔣認為還是應該首先對付日本侵略者。正因為他有了這樣的認識，所以從一九三五年底，他準備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對蘇，一個是對共，特別是對付共產黨的問題。正好此時，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一個宣言，這個宣言簡稱「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是受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的影響。「八一宣言」主要內容是號召停止內戰，集中國力，召集一切願意參加抗戰的黨派、團體、政治家來談判，成立國防政府。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是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統一戰線最初的一個文件。蔣介石當時有位駐莫斯科使館的武官叫做鄧文儀。他看到了「八一宣言」，看到了當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王明的講話，迅速把這些資訊通知了在國內的蔣介石。蔣介石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抓住的時機，馬上召集高級幹部會議，決定要統一全國的力量來抗日。
此後，蔣介石通過幾個管道找尋和中共的關係，其中一條管道，也是最重要的管道，是通過宋慶齡。宋慶齡當時在上海找到了一個牧師叫董健吾。他的公開身分是宗教人員，實際上是共產黨員。宋慶齡派董建吾直接到陝北，會見了當時在陝北的周恩來，周又迅速把這個資訊轉達給毛澤東和張聞天。張聞天和毛澤東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和國民黨進行談判，所以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毛澤東和張聞天給董健吾回了一個電報，表示願意和國民黨談判。這是一九三六年國共兩黨聯繫的一個開端。有了這個開端，就有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陳立夫作為國民黨代表，潘漢年作為共產黨代表之間的談判。
陳、潘談判期間，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在此之前，蔣介石正集中大軍進攻陝甘寧蘇區。這是蔣當時採取的兩手政策。一面企圖用談判的辦法來解決中共和中共領導的武裝，但同時又圍攻陝北蘇區。他認為，只要再堅持五分鐘，就可以消滅蘇區。那時，也確實是中共歷史上比較困難的時期。但就在此時，發生了西安事變，在西安事變中，蔣通過宋子文、宋美齡向周恩來提出，只要中共同意三個條件，國共就可以再次聯合。一個條件是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一個是取消紅軍的名義，一個是放棄階級鬥爭。只要中共接受這三條，同時服從委員長的領導，蔣認為就可以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放出來了，他背棄了自己的一些諾言，但他表示停止剿共，實行抗日，這點他做到了。「西安事變」後，一九三七年，談判就從原來的陳立夫和潘漢年之間轉移到了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一九三七年全年，他們先在杭州談判，又在廬山進行了兩次談判。
在這些談判裏，共產黨所要求的是一種雙方平等的談判，而蔣是採取一種收編、收容和給出路的不平等辦法。例如，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應與共黨以出路，而以相當條件收容之，但須令其嚴守範圍。」二月十六日日記稱：「對內則編共而不容共。」所謂「編共」，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蔣介石要求把中共的武裝納入國民黨掌握下的軍隊系統，不讓共產黨成立軍部或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