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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疫情的心靈碑塔
——楊志鵬《2020庚子記憶》序辭
知名作家 余世存
在新冠病毒仍肆虐世界之際，志鵬先生為我們奉獻出一部反映疫情生態的小說《庚子記憶》，大概會有人懷疑它的意義。在真實世界的人物、事件和資訊尚且沒有完全為我們消化之時，在現實社會的疫情、災難尚未完全被我們戰勝之時，一部虛構的書能夠起什麼作用呢？但展讀《庚子記憶》，如同很多先睹為快的讀者所言，即受到了震撼，欲罷不能。通讀下來，我們被志鵬先生展現的世界感動，我們經受了一次次的精神洗禮。這是一部及時的記憶之書，又是一部有深意的救贖和安魂之書。
疫情，涉及到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方方面面，可寫的角度和領域極為豐富複雜。但《庚子記憶》選取的故事極為簡單，它講述了三個家庭的遭遇，以近乎「速寫」、「白描」的方式來展現中國典型家庭的生態，在面對災難時自救救他的經驗教訓。跟一般小說重點塑造一兩個主人公不同，《庚子記憶》對三個家庭所有成員的介紹都沒有遺漏，這是作者心懷慈悲被，面向蒼生，把我們社會的大眾都當作主角的嘗試。即小說不僅立足於個體、個別，也對涉及到的眾多人都給其應有的尊重，都還原其存在的合理性，從而也彰顯其存在的得失，在多聲部中推動眾生的和諧和自我完善。
我們中國人曾有「死者為大」的說法，現代以來，科技、經濟和政治生活裹挾了很多人，使得現代人多以為人生有限，得抓緊時間享用人生，人們對死亡敬而遠之，因為死者一死百死，一了百了，死無意義，了無意義，等等。儘管平時仍有眾多的死亡，但死亡並沒有給其周圍以足夠的教益。這其實是現代社會的一大業力，即個體的、零星的死亡沒能給社會的演進施與有益的影響。如果考察現代文明在此方面的狀態，我們發現，個體的死亡儘管無時無刻地發生著，但不足以參與文明社會的成熟。在科技、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成就面前，現代文明反而一再變得輕浮、虛榮、單向度。只有大災難事件，如一戰、二戰、越戰、九一一等級別的事件，才多少能夠能鞭策現代文明的反思或成熟。而對於前現代的國家社會來說，無論是大饑荒、大內戰、大地震、大洪水，還是因為政策導致的國家級別的死亡，仍不足以鞭策其躍進為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員。
這個現代社會的悲劇，使文明在取得空前成就時也造成了空前的業力。用中國文化的話來說，政無準的，經濟爭霸，科技縱欲，士無特操，媒體無良，精英下流，小人德草……於是，我們看到面對空前的人類災難，精英民眾都顯得缺德少教。一切古典文明都關注人本身，一如孔子所示範的「問人不問馬」，但庚子疫情中，我們很少看到個人表達其無助時具有的恐懼和憤怒，很少看到個人對精神和物質條件的實實在在的要求，很少看到個體飄忽不安的心理波動和安頓方法，我們看到太多有關「白衣戰士」、「武漢加油」、「志願英雄」一類類型化的說辭。傳統中國文化一再強調「兵者不詳之器也」，一如老子總結的「勝而不美」，但我們看到太多有關「大國戰疫」、「可歌可泣」一類感恩、讚美、頂禮的說辭。
疫情，已經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操縱了也正操縱著我們的心性。很多人感歎，庚子年的生活就是一再見證歷史；而我們很多人也一再為歷史所改變。從當初的慌亂、恐懼、悲憤，到後來劇情反轉的看戲，到今天的為方方日記的撕裂，對疫情的習以為常，對真理在我信念在我的自以為是和自負，對想像中的敵人漢奸的痛恨，蝙蝠、野生動物、中國或美國，都為我們替罪或成為可甩則甩的鍋，等等，我們的呼吸之間、我們的一念之間，就這樣為外界所控，為外界而朝三暮四。因此，無論是當初的恐慌憤怒，還是中間網路輿情一度排山倒海的民意宣示，都沒有鞭策我們獲得長足的心性進步。到今天社會近乎麻木的承受隨順，說明我們仍回到了「時光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的生活，我們在當代世界跟胞與之間、跟他人之間沒有建立起最低限度的相處或倫理共識。
這也是《庚子記憶》的目的之一所在。現實沒有達到的進步，作者可以在小說中行使其造物主的功能，讓筆下的人物和家庭獲得進步；歷史沒有完成的任務，作者可以代為完成。當然，作者並非向壁虛構，疫情期間，那個去世的武漢護士的微信，那個一家死亡的導演的絕筆，那個在家守護死去了幾天的爺爺的小男孩，都顯示出我們人類人性的本然之善。作者把這些靈台空明的一點之善，鋪陳開來，就成為小說中三個家庭眾多人物在面臨生離死別時或解脫或成熟的感人圖景。這種感人，跟疫情期間，一些當政者或有資源者的無能、拖延、專橫，一些網友們的無知、失教、自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這個意義上，庚子疫情的最大教訓，就是成為小說中的個人和家庭成長的奇點，從奇點爆炸出的世界，使人們仍有夢，使家國天下和文明仍得以「萌芽」新生。
在一般人印象中，庚子疫情慘烈、緊張、慌亂，但作者筆下的人物，多有應對的從容，這既得益於作者本人的正信悲憫，也源於這些人物多在生死的前沿掙扎，他們跟我們這些苟免者不同，他們在煎熬，在獲得「臨終的眼」，在告別難捨的生之艱難和生之燦爛。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對人物心理活動的展開或描寫極為詳實，跟我們從媒體中看到的亂象不同，跟一般人以為的亂時苟活一性命的印象有所不同，作者筆下的「性命」都有各自的現實和理想，有各自的目標和性情；固然，活著、活下去是大家的追求，但臨難時的複雜心理仍都發乎情，歸於愛，止於至善。這跟疫情期間逝者們臨終前曝光的微信、遺囑一樣，也跟東西方災難中臨死前人們的呼喊、告白一致。
這其中有作者的用心。志鵬先生刪繁就簡，讓每一家庭的成員們在生死關頭開始一段奇特的旅程。我們中國人認為，逝者臨終前的心路就是要把此前的人生道路一一走過，生者臨終關懷的方法也是把臨終者的人生一一回顧。這個再現的過程即是生死對話的飛躍，是逝者能解脫、生者能成熟的關鍵，是生者和死者各自消業的關鍵。每一眾生及其家庭在成長過程中都承擔著其業力，並由眾生本人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生成新的業力，即使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較圓滿的華至圍醫生一家，也有著並不圓滿的遺憾，更有著青春夭折的悲劇。而在作者筆下，這個再現的過程就是呈現眾生百態和社會發展的過程，又是個人和家庭成長新生的過程。是的，儘管現實中的我們還要歷劫，但小說中的人物多已解劫度厄，儘管現實中的國家、網路和我們還很幼稚，但小說中的個人和家庭已經成長。作者「速寫」勾勒的筆觸雖然還有淺嘗輒止，沒能更為宏闊的寫盡社會的業力、環境的業力，但已經足夠我們從中讀出人情人生的悲喜、莊重、善良和美。
對仍在繼續的庚子疫情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有很多未知，也有很多爭論。我們至今不知道它的源頭，從「躺槍」的蝙蝠到某病毒所，都一度讓我們消耗了不少不必要的情緒。我們至今沒有研發出有效的疫苗，舉全國之力、舉全世界之力，仍只能回到人人自保安全自求多福的狀態，這在「科技萬能」的今天幾乎是一種諷刺，更應是一種教訓，借作者之言，這就是對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大「天誡」。我們也不知道，隔離居家的生活是否讓社會大眾獲得某種倫理共識，即我們在宅居享受天倫之樂時，修齊治平的人類能否正心誠意地將天倫真正歸隊，借作者之言，人類的生活應該有著敬畏天地自然的「天倫」。我們還不知道，權威、聖賢、哲人、詩人的當下言路、心路和思路，那些眾生失魂落魄在黑暗中摸索生活的「天燈」在哪裡。但我們應該感謝志鵬先生，在人生社會不確定的時候，他為我們帶來了「天燈」、「天倫」、「天誡」「天道」。
疫情還在展開，文明也仍在努力。我們並不知道，是「封城」、「割據」的成績更正當優秀，還是「群體免疫」的作業更正當有效，任何試圖評比的做法都難以一言九鼎，蓋棺定論。我們也不知道，此次疫情帶來的對個體管控的社會措施和技術手段是否正當，個體讓渡權利活著是否意味著現代文明已經跟傳統「脫鉤」，個體和人類都必然生活在技術服務也是技術綁架的時代。我們還不知道，此次疫情能否像曾經的世界大戰一樣，在人類遭受巨大創傷之後推動我們的文明：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文化多元、個體獨立、生命智慧。但正像擔憂或鼓吹各國「脫鉤」的論調都承認的，在當代，個體或國家社會越來越依賴於外部世界。鴻蒙雖然有待開鑿，但星鏈已經上天，我們是一體的。文明證實了大德們一再弘揚的，我們人類人情有著無緣大慈異體同悲之善。我們今天因呼吸之間而保持某種距離，只是一種消業或救贖。任何試圖隔離我們的，都是一種權宜或罪錯。
這也是《庚子記憶》刪繁就簡後顯得有些「單純」的原因，小說中每個家庭成員並不是活在童話的世界，而是跟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各類生態相關聯著。在這個複雜的生態中，華至圍一家為何能出淤泥而不染，展現出醫者的仁心？李天倫一家又如何能從內地底層掙扎到江城生活，還能保持當初的淳樸善良？毒王王冠一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暴發戶生活，如何獲得活著的理由和意義的？他們三家人最終聯繫到一起，是偶然還是必然？這些問題在作者的留白中顯示出巨大的張力，有著讀者參與的巨大空間。但作者以其全然的悲憫和理解的同情，為生死送行，為我們描寫了小說中多個人物明其明德、至止於善的歷程，讓我們對此波及人類文明的疫情仍能立其功德懷抱莫大的樂觀和信心。人們，也就是我們，應該也必然能夠功行圓滿、成就正果、歷劫新生。
我因此向大家推薦志鵬先生的這部小說，儘管張文宏醫生、艾芬醫生以及在一線戰鬥的其他眾多白衣戰士和志願者更有資格來寫序介紹。這部小說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它的重要甚至高於一些實錄的日記、書信；如哲人所言，詩比歷史更真實。在疫情期間，我曾經提請人們超越對事件的本能反應，多注意現代文明的角度，多注意傳統文化的態度。現在，志鵬先生立足於傳統文化的佛法，為我們迴向了一部精彩感人的小說。在載道或明心的意義上，人類重大事件是塔，小說是經。「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
是為序。
2020年5月5日立夏，寫於北京旭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