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不論你的政見如何，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一個事實：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不過只有五十多名黨員。然而，如今它已是擁有九千八百餘萬黨員的世界上黨員人數最多的黨，是中國大陸的執政黨。
在中國大陸，每十五個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個中共黨員，中共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不論在大陸還是在海外。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黨當初是怎麼來的？這是一個眾所關注的敏感話題。
然而，由於雲遮霧障，百年來竟然沒有一部長篇細細描述中共之初！本書打破這久久的沉寂，成為第一部以三十多萬言篇幅真實展現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紀實長篇。
中共在上海誕生。本書作者以「地利優勢」，在滬作了長時間細緻採訪，又專程赴北京及嘉興南湖訪問，作者以客觀的筆調，忠於史實，寫出這本《紅色的起點》。
本書具有很強的可讀性，令君一口氣讀完，絕無同類讀物所常見的「八股味」。作者娓娓而道中共之由來，極少評論之言，把思索的餘地留給了讀者諸君……

◎序章 追尋

紅色「福爾摩斯」出了好點子

時間如東逝的流水。在歷史的長河中，追尋昔日閃光的浪濤，往往頗費周折……
一九五○年初秋，金風驅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條並不喧囂繁華的馬路──黃陂南路，一男一女緩緩而行。那女的東張西望，在尋覓著什麼。那男的跟在她的後邊，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女的四十九歲，一身藍布衣褲，一頭直梳短髮，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過的一彎秀眉，那雙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風韻猶存，看得出曾經滄桑，非等閒之輩。
她叫楊淑慧，寫信或寫文章署「周楊淑慧」。她的知名度並不高。不過，那個冠於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卻是個名噪一時的人物。在汪偽國民政府中，周佛海當過「行政院副院長」，當過「財政部長」，當過「上海特別市市長」，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大漢奸。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病死於監獄之中。
那男的三十四歲，穿一身藍色幹部服。他在出門前脫下了軍裝，摘掉了胸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符號。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視眼鏡，舉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識分子風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連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實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鵑後來成了中國的名作家。
他本是畫家劉海粟的門徒，一九三五年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一九三七年畢業後，他留在這所美術學校當助教。戰爭的烽火燒掉了他的畫家之夢。
一九四○年，他離開日軍鐵蹄下的上海，來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縣，在那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為茹是中國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換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牽連。
不久，這位畫家進入蘇中抗日根據地，在那裡當起參謀、文工團團長來。此後，他在陳毅將軍統帥之下，進軍大上海。不久後，他成為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文藝處幹部，後任上海博物館長。已於一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在上海病逝，終年七十四歲。
沈之瑜跟楊淑慧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如今，他與她怎有閒工夫徜徉在黃陂南路上？
事情得從幾天前的一個電話說起……
「你馬上到建設大樓來一下。」（按：本書初版為「海格大樓」。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據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電話告訴筆者，應為「建設大樓」。）
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電話。
姚溱此人，當年以筆名「秦上校」、「丁靜」、「薩利根」活躍於一九四九年前的報刊，尤以軍事述評為世矚目。外界以為「秦上校」必定是一員武將，其實他乃一介書生。他十八歲加入中共。一九四六年，二十五歲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負責文教宣傳工作。一九四九年後，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沈之瑜奉命趕往位於上海靜安寺附近的海格大樓。這是一棟九層的西班牙式建築，一九二五年由德國人海格籌資興建，便以他的大名命名為「海格公寓」。一九四九年後，此處成為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大樓，人們也就改口稱「海格大樓」。那時，只要一說去海格大樓，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當沈之瑜一身軍裝跨入姚溱辦公室，姚溱當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楊重光找來，三個人一起開了個小會。
「交給你們兩位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姚溱用蘇北口音很嚴肅地說出了這句話。
沈之瑜的目光注視著姚溱，急切地想知道這項不尋常的政治任務究竟是什麼。
「是這樣的……」姚溱頓時成了「秦上校」似的，以命令式的口吻下達任務，「這項任務是陳毅同志提議，經市委討論同意——尋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因為我們黨是在上海誕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黨三十周年紀念日。作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尋找黨的誕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沈之瑜一聽，顯得十分興奮。他是個老上海，對上海熟門熟路。他問姚溱：「有線索嗎？」
「聽說是在法租界開會。」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著呢！」沈之瑜雙眉緊鎖，「洋涇濱以南，城隍廟以北，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長長的淮海路橫貫法租界。那時淮海路叫霞飛路，是以法國將軍霞飛的名字命名的。這麼大的範圍，怎麼找法？」
「你別著急，我給你一把『鑰匙』！」姚溱笑了起來，「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同志跟我說過，他把周佛海的老婆從監獄中放出來，她能幫助你們尋找！」
「周佛海的老婆怎麼會知道中共『一大』在哪裡開的？」沈之瑜感到頗為奇怪。
「因為周佛海當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說出了其中的緣由。
沈之瑜一聽，打心底裡佩服公安局局長揚帆的「神通」。
揚帆也經過一番改名換姓，他本名石蘊華。早在三十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從事地下工作。後來，他在新四軍軍部擔任軍長項英的秘書，從事保衛工作。那封以項英的名義發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藍蘋（即江青）不宜與主席結婚」的電報，便是揚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衛工作，使揚帆變得精明、幹練。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留神種種訊息。
揚帆手下，有一員來歷不凡的公安驍將，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裡，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分──周佛海之子！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半，周佛海之子降生於日本鹿兒島。當時，二十五歲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學，與楊淑慧同居，生下了兒子。周佛海給兒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後來，周佛海名聲沸揚，種種關於他的家庭的報導也見諸報章雜誌，周幼海之名也為世人所知。
天上風雲變幻，地上人事也變幻莫測。當周佛海從中共黨員成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衛的漢奸同黨，由紅變黑，他的兒子卻走上革命之路，於一九四六年經田雲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從事地下工作，成為揚帆麾下的一員戰將。
一九四九年後，揚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周之友成為他手下一名副科長。
當陳老總提出要在上海尋找中共「一大」會址，揚帆不愧為紅色的「福爾摩斯」，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楊淑慧──她是一把「鑰匙」！
周之友還向揚帆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父親周佛海寫過《往矣集》一書，內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時的情形！」
只是此「案」不屬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範疇，揚帆便把「鑰匙」以及線索都交給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
聽姚溱如此這般一說，沈之瑜和楊重光心中有了底……

《往矣集》記述了如煙往事

從海格大樓裡出來，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圖書館。
隨著周佛海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這才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箇是「俱往矣」，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報社出版的《往矣集》，記述著周佛海的如煙往事。此人擅長文筆，曾不斷把往事凝固在鉛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腳印。
沈之瑜迅速翻過周佛海那篇記述童年的《苦學記》，目光滯留在他回憶加入中共經過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文中，有這麼一段，詳細寫及他一九二一年七月從日本來滬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經過，並提及了開會的地點：
「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畫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
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
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這一段記述中，提出兩個地點：
代表的住宿地是「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開會的所在是「貝勒路李漢俊家」。
這麼一來，尋覓的範圍一下子從偌大的法租界縮小到貝勒路及其附近。
不過，這縮小了的範圍仍不小。貝勒路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匯路，馬路兩側有兩千多座房子，何況李漢俊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漢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貝勒路處於法租界之中。一九○六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貝勒的名字給這條馬路命名。那時是一條荒僻的路，路邊稀稀拉拉立著幾十幢低矮的平房，馬路南段兩側是一大片農田。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與日本駐汪偽政權「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簽署了《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從這年八月一日起，上海撤銷了租界，貝勒路也隨之改名，以湖北省黃陂縣縣名命名，改稱「黃陂南路」——援引上海路名慣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馬路，以縣、市名命名東西走向的馬路。因省名有限，用於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馬路；貝勒路雖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縣名命名。
就在沈之瑜花了一個夜晚的時間讀畢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後，便急於想見到周佛海之妻，以便著手尋覓中共「一大」會址。
隔了一天，當沈之瑜剛在軍管會辦公室坐定，大門口警衛室便打來電話，說是一位姓楊的女人求見。
「哦，她來了！」沈之瑜一邊朝大門口疾步走去，一邊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紹說：「我是楊淑慧。市公安局揚局長要我來找您。」她說話不緊不慢，每一個字都講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隊裡說慣了「同志」的沈之瑜，這時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稱呼，「周太太！」「沈同志。」在辦公室坐定之後，楊淑慧徐徐說道，「李漢俊先生的家，我去過幾次，印象不很深了。不過，當年的陳獨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編輯部，我在那裡住過，記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個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應道，「陳獨秀的家在哪裡？」
「我記得，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二號。」楊淑慧一口氣說了出來。
「環龍路，也就是現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對上海的馬路十分熟悉。
那時，除了首長，一般人都沒有小轎車，沒有吉普車，沈之瑜、楊重光和楊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著。
頭一回出師告捷。因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當年的模樣，南昌路四十七號原是一所法國學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楊淑慧一眼就認出來──老漁陽里正是在它對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
弄堂裡，一排排石庫門的房子，猶如從同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這樣的房子，都是一樓一底，一個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牆，牆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門。一幢房子，大約有七、八十個平方米，給一家人家住正好。獨門出入，與鄰無干。一九四九年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這樣的石庫門房子。
楊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號。她對沈之瑜和楊重光說：
「一九二一年，在召開中共『一大』的時候，陳獨秀不在海，而在廣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住在這座樓的樓上。開會期間，李達和夫人王會悟也住在這裡。我和周佛海結婚以後，也曾經住過這裡的亭子間，所以印象很深。」
楊淑慧面對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無限往事。此時，她彷彿回到當年的情境，帶著沈之瑜、楊重光繞著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說員一般說道：
「這房子兩上兩下。從大門一進來是客堂間──陳獨秀的會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間裡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客堂間裡還有一隻皮面靠背搖椅，陳獨秀常常坐在這只搖椅上。」
楊淑慧領著沈之瑜、楊重光步入屋內，指著客堂後、廚房前那狹長的過道小天井，說道：
「這裡原先有一個水泥的水斗，上面有個自來水龍頭，平常是用來洗拖把的。有時，我們用木塞塞住水鬥的出水口，放滿了水，用來浸西瓜。……」
楊淑慧滔滔不絕地說起當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這裡確實是《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陳獨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後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這一革命遺址，沈之瑜和楊重光頗為興奮。
看見楊淑慧已經有點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過幾天再找『一大』會址。」
於是，沈之瑜跟楊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負責尋找貝勒路上李漢俊家，楊重光則去尋找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來了個兵分兩路，雙管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