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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批評雜話
一
中國現代之缺乏文藝批評，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在日報月刊上儘管有許多批評似的文字，但是據我看來，都不能算是理想的文藝批評。我以為真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於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於理智的論斷。現在的批評的缺點大抵就在這一點上。
其一，批評的人以為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裡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彷彿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為批評似的。這些非難文所憑藉的無論是舊道德或新文化，但是看錯了批評的性質，當然不足取了。
其二，批評的人以為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司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品的運命便註定了。在從前主義派別支配文藝界的時代，這樣的事確是有過，如約翰孫別林斯奇等便是這一流的賢吏。但在現代這種辦法已不通行，這些賢吏的少見那更不必說了。
這兩種批評的缺點，在於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真理，足為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瞭解遵守著這個真理，因此被賦裁判的權威，為他們的批評的根據，這不但是講「文以載道」或主張文學須為勞農而作者容易如此，固守一種學院的理論的批評家也都免不了這個弊病。
我們常聽見人拿了科學常識來反駁文藝上的鬼神等字樣，或者用數學方程來表示文章的結構，這些辦法或者都是不錯的，但用在文藝批評上總是太科學的了。科學的分析的文學原理，於我們想理解文學的人誠然也是必要，但決不是一切。因為研究要分析，鑒賞卻須綜合的。文學原理，有如技術家的工具，孟子說，「大匠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巧。」
我們可以應用學理看出文藝作品的方圓，至於其巧也就不能用規矩去測定他了。科學式的批評，因為固信永久不變的準則，容易流入偏執如上文所說，便是最好的成績，也是屬於學問範圍內的文藝研究，如文學理論考證史傳等，與文藝性質的文藝批評不同。陶淵明詩裡有兩句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所謂文藝批評便是奇文共欣賞，是趣味的綜合的事，疑義相與析，正是理智的分析的工作之一部分。
真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裡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物件的真相，無寧說是自己的反應。法國的法蘭西在他的批評集序上說：
「據我的意思，批評是一種小說，同哲學與歷史一樣，給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心的人們去看的；一切小說，正當的說來，無一非自敘傳。好的批評家便是一個記述他的心靈在傑作間之冒險的人。
「客觀的批評，同客觀的藝術一樣的並不存在。那些自騙自的相信不曾把他們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裡去的人們，正是被那最謬誤的幻見所欺的受害者，事實是：我們決不能脫去我們自己。這是我們的最大不幸之一。倘若我們能夠一剎那間用了蒼蠅的多面的眼睛去觀察天地，或者用了猩猩的簡陋的頭腦去思索自然，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做到了。但是這是絕對的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像古希臘的鐵勒西亞斯生為男人而有做過女人的記憶。我們被關閉在自己的人格裡，正如在永久的監獄裡一般。我們最好，在我看來，是從容的承認了這可怕的境況，而且自白我們只是說著自己，每當我們不能再守沉默的時候。
「」老實地，批評家應該對人們說，諸位，我現在將要說我自己，關於沙士比亞，關於拉辛，或巴斯加耳或歌德了。至少這個機會總是盡夠好了。」
這一節話我覺得說的極好，凡是作文藝批評的人都應該注意的。我們在批評文裡很誠實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與在詩文上一樣，即使我們不能把他造成美妙的文藝作品，總之應當自覺不是在那裡下判決或指摘缺點。
二
我們憑了人間共通的情感，可以瞭解一切的藝術作品，但是因了後天養成的不同的趣味，就此生出差別，以至愛憎之見來。我們應當承認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不過同時也應知道這只是我們自己主觀的迎拒，不能影響到作品的客觀的本質上去，因為他的絕對的真價我們是不能估定的。
許多司法派的批評家硬想依了條文下一個確定的判決，便錯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條文可以作評定文藝好壞的標準，卻不知那些條文實在只是一時一地的趣味的項目，經過多數的附和，於是成為權威罷了。
這種趣味當初盡有絕大的價值，但一經固定，便如化石的美人只有冷而沉重的美，或者不如說只有冷與沉重迫壓一切強使屈服而已。現在大家都知道稱賞英國濟慈（Keats）的詩了，然而他在生前為「批評家」所痛罵，至於有人說他是被罵死的，這或是過甚之詞，但也足以想見攻擊的猛烈了。
我們看著現代的情形，想到濟慈被罵死的事件，覺得頗有不可思議的地方：為什麼現在的任何人都能賞識濟慈的詩，那時的堂堂《勃拉克烏特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的記者卻會如此淺陋，不特不能賞識而且還要痛罵呢，難道那時文藝批評家的見識真是連此刻的商人還不如麼？大約不是的罷。
這個緣故是，那時的趣味是十八世紀的，現在的卻是濟慈以後的十九世紀的了；至於一般批評家的程度未必便很相遠，不過各自固執著同時代的趣味，表面上有點不同罷了。現代的批評家笑著《勃拉克烏特》記者的無識，一面卻憑著文學之名，盡在那裡痛罵異趣味的新「濟慈」，這種事情是常有的。
我們在學校社會教育各方面無形中養成一種趣味，為一生言行的指標，原是沒有什麼稀奇，所可惜者這種趣味往往以「去年」為截止期，不肯容受「今天」的事物，而且又不承認這是近代一時的趣味，卻要當他作永久不變的正道，拿去判斷一切，於是濟慈事件在文藝史上不絕書了。
所以我們在要批評文藝作品的時候，一方面想定要誠實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於自己表現，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見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決沒有什麼能夠壓服人的權威；批評只是自己要說話，不是要裁判別人：能夠在文藝批評裡具備了誠和謙這兩件事，那麼《勃拉克烏特》記者那樣的失策庶幾可以免去了罷。
以上的話，不過為我們常人自己知道平凡的人而說，至於真是超越的批評家當然又當別論了。我們常人的趣味大抵是「去年」的，至多也是「當日」（Up to date）的罷了，然而「精神的貴族」的詩人，他的思想感情可以說是多是「明天」的，因此這兩者之間常保有若干的距離，不易接觸。我們鑒於文藝史上的事件，學了乖巧，不肯用了去年的頭腦去呵斥明天的思想，只好直抒所感的表白一番，但是到了真是距離太遠的地方，也就不能再說什麼了，在這時候便不得不等真的批評家的出現，給我們以幫助。
他的批評的態度也總具著誠與謙這兩件，唯因為他也是「精神的貴族」，他的趣味也超越現代而遠及未來，所以能夠理解同樣深廣的精神，指示出來，造成新的趣味。有些詩人當時被人罵倒而日後能夠復活，或且成為偶像的，便都靠有這樣的真批評家把他從泥裡找尋出來。不過這是不可勉強的事，不是人人所做得到的。平凡的人想做這樣的真批評家，容易弄巧成拙，不免有棄美玉而寶燕石的失著，只要表現自己而批評，並沒有別的意思，那便也無妨礙，而且寫得好時也可以成為一篇美文，別有一種價值，別的創作也是如此，因為講到底批評原來也是創作之一種。
一九二三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