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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古龍研究綜述
呂茭晨
古龍，原名熊耀華，著名武俠小說家，與金庸、梁羽生並稱「當代武俠小說三大家」。十九歲時古龍就在《晨光》雜誌上發表了處女作《從北國到南國》，一九六○年以《蒼穹神劍》步入武俠小說的創作園地，在二十餘年的創作生涯中，古龍一共出版了七十一部武俠小說，計兩千多萬字。在武俠小說史上，古龍秉承著「求新、求變、求突破」的寫作追求開拓了一個全新的武俠時代。
大陸對古龍及其武俠小說的研究起步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九年朱雙一在《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一期上發表的《古龍武俠小說的現代特徵及其文化價值》一文，時至今日已有多部專著和近百篇學術論文發表，但與金庸研究的「金學」相比較，古龍研究仍然還顯得比較薄弱。目前發表的專著和論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古龍生平及其創作史的研究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文學創作是作者感情的表現活動。古龍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的出生年月和籍貫等問題在評論界仍存在爭議。研究他的人生體驗，對於理解他的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於這方面研究比較突出的有覃賢茂的專著《古龍傳》，作者以時間發展的順序敘述了古龍生平的諸多軼事，比如古龍與「三劍客」——諸葛青雲、臥龍生、司馬翎三人的友情，在成名之前曾為著名小說家充當「槍手」的人生經歷等等，為我們瞭解古龍的性格以及他作品中的理想追求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另外還有論文《古龍武俠小說創作史論》、《淺談古龍童年體驗對其創作的影響》等，前者從古龍創作生涯的角度，結合古龍不同年齡階段的人生體驗，將古龍的創作歷程分為探索期、成熟期、鼎盛期、衰退期，並分析評價了他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後者集中討論童年期對古龍創作的影響，認為古龍在童年的缺失性體驗導致了古龍的寂寞和自戀情結，從而得出古龍的創作很多都是對童年缺失的一種心理補償的結論。另外，方忠的《台灣武俠小說的歷史流變》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研究古龍的創作，將古龍的小說放在文學史的大環境中考察，注重評析前後作家寫作之間的相互影響。
二、關於古龍小說藝術特色和審美追求的研究
古龍武俠小說的文體、語言、敘述方式都自成一家、別具一格，同時也代表了「現代主義」新派武俠小說的主要藝術特點，古龍的一生都在實踐自己的藝術審美追求，故能在金庸之後脫穎而出，並對其後的蕭逸、溫瑞安等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這方面的專著有曹正文先生的《武俠世界的怪才——古龍小說藝術談》，曹正文先生以讀書札記的方式品讀了古龍的武俠名篇，其中涉及到人物論、心態描寫、小說氛圍、藝術結構、情節安排等諸多方面。同時還提出了古龍小說在結構上的缺陷。他認為，古龍的長篇小說，比如《快刀浪子》，故事不連貫，結構上各篇之間沒有內在聯繫，人物與故事很難融為一體。此外還有論文如《新派武俠小說的中興——論古龍武俠小說》，從內容、形式等方面分析了古龍武俠作品的特色和不足，並且將「現代主義」新派武俠的特徵概括為對「情」的極力渲染以及對「人性解放」等西方文化意識的借鑒。方忠的論文《論古龍武俠小說的文體美學》提出古龍獨創了「武俠推理」這一獨特的文體，作家通過借鑒電影劇本的寫作模式，使作品呈現出一種簡潔、緊湊、明快、跳躍性的敘事特點。戈成的《俠趣諧趣理趣——古龍語言藝術分析》較為準確地概括了古龍武俠小說的語言特點，特別是他在理趣一節當中論述了古龍語言中體現出的「禪境」，涉及審美心理學的批評方法，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蘆海英的《論古龍武俠小說的現代性特徵》引入「現代性」這一概念，認為虛化小說背景、強烈的節奏感、變幻的情節等都是古龍小說中現代性的體現。
三、關於古龍小說創作主題和思想內涵的研究
主題和思想的深度是古龍的武俠精神所在，也是古龍之所以可以淡化招式、淡化歷史背景卻仍然倍受歡迎的主要原因。孔慶東、龐書緯合著的《古龍一百句》,從道德、悲憫情懷、「俠」的真諦等諸多方面解讀古龍的武俠小說中所蘊藏的思想內涵，整部書都充滿哲理的思辨性。這個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論文是方忠的《複雜人性的多維凸顯——古龍武俠小說的主題意蘊》，他指出，古龍小說中的複雜人性主要體現在對「愛情」、「友情」、「自由精神」這三個方面的表現。《存在主義思想對古龍武俠小說創作的影響》從西方哲學的角度挖掘古龍小說的內涵，認為古龍的創作受存在主義的影響，表現出一種荒謬感，從而提升了武俠小說的檔次和品位。柳龍飛、李芬蘭的《論古龍作品中的漂泊主題》提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對古龍筆下浪子人格的影響，不能停止的漂泊是浪子的人生宿命，浪子的精神歸依源自基督教文化中的「愛」。《論古龍作品中的孤獨意識》一文指出，古龍的小說中表現的是一種孤獨主題，他筆下的俠客都是以極大的勇氣來面對孤獨、選擇孤獨的，只有孤獨才能保全他們生命的完善、理想的純潔和人格的獨立。李亞旭從古龍後期的作品入手，認為「俠」和「義」是古龍後期小說的主要精神。《試論禪宗思想在古龍小說中的體現》和《試論古龍武俠小說中的道家思想》二文分別從佛與道的角度探討古龍小說中的思想內蘊，將思想研究提升了一個高度。
四、古龍與金庸的比較研究
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金庸則是新派武俠小說的最大成功者。金庸武俠小說崛起後，許多評論家斷言，金庸之後，武俠小說不可讀了。但是到了七○年代末期，古龍卻從武俠小說作家蜂擁而起的文壇上脫穎而出。研究古龍與金庸的創作異同，對於梳理武俠小說的發展路徑、進一步促進新派武俠小說的繁榮發展都是有幫助的。
前文提到的專著中就有討論金庸與古龍的內容。覃賢茂的《古龍傳》在下篇的第一章中說：「我認為金庸的成就無疑相似於杜甫。杜甫為詩聖，金庸則為俠聖??李白為詩仙，古龍則為俠仙。」而曹正文先生也在《武俠世界的怪才——古龍小說藝術談》一書中指出金庸與古龍的小說有六大不同：背景不同、對社會環境與風俗人情的描寫不同、結構不同、故事銜接的手法不同、人物的塑造不同、語言表達不同。他還指出這兩人作品風格不同是由他們性格和學識的差異造成的。另外，有代表性的論文有李如的《俠之大者與俠之風流——論金庸和古龍小說的異同》，他認為，金庸與古龍小說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人性欲望的不同闡釋、歷史背景的不同選擇、語言風格的不同表現、價值取向的不同等幾個方面。錢素芳的《個體生命與集體意識——從人性的角度看金庸和古龍小說的異同》從心理學的全新角度闡釋造成金庸、古龍小說差異的原因。王開銀的碩士論文《金庸、古龍武俠小說語言風格比較研究》從語言學角度比較二者的寫作風格。陳潔的《金庸古龍武俠小說比較論》從精神內涵、人物形象、創作形式三點切入，較為全面地分析了二者的差別。孫欽星的《兩朵文化的奇葩——金庸古龍武俠小說比較談》從中老年文化和青年文化的角度考察了金、古小說的差異，並對二人的創作成就做了較為準確的評價。
五、其他研究
關士禮的《論古龍武俠小說中的一種誤讀》是眾多研究中的一個異聲。之前的研究者多數認為古龍後期的作品藝術水準有所下降，關士禮則對這一評價提出疑問，他認為前人劣評的理由並不充分，相反古龍後期的作品具有許多不可超越的異質性，造成劣評的原因是誤讀與遮蔽，這篇論文對我們重新評價古龍的後期作品提供了新的思路，重評古龍小說創作的整體成就被提上議案。《古龍小說復仇模式及其對傳統的突破》從敘事學的角度研究古龍的武俠小說，文章由古論今，認為古龍的武俠小說對傳統的突破體現在「友情與仇怨」、「愛情與仇怨」、「兒子長達後復仇」、「忍辱復仇」四種模式上。另外還有陳墨的專著《新武俠十二家》，他從語言、藝術、主題等多個角度研究古龍的武俠小說，並對古龍的若干單篇作品進行了鑒賞。
六、結語
總而言之，大陸地區對古龍武俠小說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但仍然還有許多值得挖掘和拓展的方向。為了使古龍研究進一步發展，使之可與「金學」研究相媲美，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加強與台灣地區的交流與合作，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林保淳先生主編的《傲世鬼才一古龍：古龍與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我們應該及時引進這樣的研究成果，做好兩岸的學術交流，為古龍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其次，進一步開拓研究方法，例如精神分析學、民俗學、人類學、闡釋學、接受美學、原型批評等等，這些都是切合古龍這個個體具體研究客體的新方法。
再次，研究古龍的其他文體的創作，古龍除了創作武俠小說，還留下了不少純文學的作品，例如他的散文集《誰來跟我乾杯》，這些文章也同樣代表了古龍的藝術追求和藝術成就，值得我們解讀與探討。
最後，可以結合影視文學的理論研究古龍作品，試比較小說文本與電影劇本之間的關係。古龍很早就嘗試電影與文學的互動，例如將蒙太奇手法運用到武俠小說當中，其後期的代表作《蕭十一郎》就是先有劇本後有小說的，「就是因為先有了劇本，所以在寫《蕭十一郎》這部小說的時候，多多少少總難免要受些影響」，所以古龍也是實踐影視文學創作的先行者，這方面的研究有待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