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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作品精選4:雨天的書【經典新版】

前年冬天《自己的園地》出版以後,起手寫「雨天的書」,在半年裡只寫了六篇,隨即中止了,但這個題目我很歡喜,現在仍舊拿了來作這本小書的名字。
這集子裡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兩年來的文字,《初戀》等五篇則是從《自己的園地》中選出來的。這些大都是雜感隨筆之類,不是什麼批評或論文。據說天下之人近來已看厭這種小品文了,但我不會寫長篇大文,這也是無法。
我的意思本來只想說我自己要說的話,這些話沒有趣味,說又說得不好,不長,原是我自己的缺點,雖然缺點也就是一種特色。這種東西發表出去,厭看的人自然不看,沒有什麼別的麻煩,不過出版的書店要略受點損失罷了,或者,我希望,這也不至於很大吧。
我編校這本小書畢,仔細思量一回,不禁有點驚詫,因為意外地發見了兩件事。一,我原來乃是道德家,雖然我竭力想擺脫一切的家數,如什麼文學家批評家,更不必說道學家。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
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裡邊都含著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著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我很反對為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為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罷,我反正不想進文苑傳(自然也不想進儒林傳),這些可以不必管他,還是「從吾所好」,一徑這樣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於沒有脫去。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裡人,雖然普通稱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
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產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度,並不限於職業,卻瀰漫及於鄉間,彷彿成為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
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後來又想溷跡於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為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腳,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雖然,此亦屬沒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為學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為浙人,則我亦隨便而已耳。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
我查看最近三四個月的文章,多是照例罵那些道學家的,但是事既無聊,人亦無聊,文章也就無聊了,便是這樣的一本集子裡也不值得收入。
我的心真是已經太荒蕪了。田園詩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難所,但這個我近來也有點疏遠了。以後要怎樣才好,還須得思索過,——只可惜現在中國連思索的餘暇都還沒有。

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書。

英國十八世紀有約翰妥瑪斯密(John Thomas Smith)著有一本書,也可以譯作《雨天的書》(Book for a Rainy Day),但他是說雨天看的書,與我的意思不同。這本書我沒有見過,只在講詩人勃萊克(William  Blake)的書裡看到一節引用的話,因為他是勃萊克的一個好朋友。
十五日又記。


◎苦雨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於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裡,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卻是一種夢似的詩境。
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腳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吊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
我大約還有好些「為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騾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
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卻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垛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
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卻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
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渠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渠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渠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裡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裡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黏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
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裡的積水已經離臺階不及一寸,夜裡聽著雨聲,心裡糊裡糊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臺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裡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才嘆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興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卻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
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裡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裡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卻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裡成了河,便成群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裡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裡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卻不甚佳,那一天裡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為蝦蟆。
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著,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裡,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裡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卻極有田村的風味。
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
蝦蟆在水田裡群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為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
我們院子裡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曾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為悲嘆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遊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著看你的秦遊記,現在卻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
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日記與尺牘

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
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動地喜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許多愉快。
我不能寫日記,更不善寫信,自己的真相彷彿在心中隱約覺到,但要寫他下來,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總不免還有做作,——這並非故意如此,實在是修養不足的緣故,然而因此也愈覺得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可喜亦可貴了。
中國尺牘向來好的很多,文章與風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全晉文》中錄王羲之雜帖,有這兩章: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不審復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我覺得這要比「奉橘三百顆」還有意思。日本詩人芭蕉(Bash#)有這樣一封向他的門人借錢的信,在寥寥數語中畫出一個飄逸的俳人來。
「欲往芳野行腳,希惠借銀五錢。此係勒借,容當奉還。唯老夫之事,亦殊難說耳。
去來君  芭蕉。」
日記又是一種考證的資料。近閱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上卷,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項下有這幾句話:
「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鬥三百錢,丐殍載道。」
同五十九年(一七九四)項下又云:
「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蓋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蝦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糊口。」
這都是經濟史的好材料,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記一部分流行於世,最新發見刊行的為《一茶旅日記》,文化元年(一八○四)十二月中有記事云:
「二十七日陰,買鍋。
二十九日雨,買醬。」
十幾個字裡貧窮之狀表現無遺。
同年五月項下云,「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橋下。」
此外還多同類的記事,年月從略:
「九日晴,南風。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橋被人竊去。
二十五日雨。所餘板橋被竊。」
這些不成章節的文句卻含著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們讀了恍忽想見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過於所作的俳句。
我喜歡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愛他的日記,雖然除了吟詠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紀事,我卻覺得他盡有文藝的趣味。
在外國文人的日記尺牘中有一兩節關於中國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錄於下,博讀者之一粲。倘若讀者不笑而發怒,那是介紹者的不好,我願意賠不是,只請不要見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記,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
「七月三日
晨六時地震。夜有支那人來,站在柵門前說把這個開了。問是誰,來幹什麼,答說我你家裡的事都聽見,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塊錢。完全像個瘋子。說你走罷也仍不回去,說還不走要交給警察了,答說我是欽差,隨出去了。是個荒謬的東西。」

以上據《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譯出,後面是從英譯《契訶夫書簡集》中抄譯的一封信。

契訶夫與妹書
「一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輪船上。
我的艙裡流星紛飛,——這是有光的甲蟲,好像是電氣的火光。白晝裡野羊游泳過黑龍江。這裡的蒼蠅很大。我和一個契丹人同艙,名叫宋路理,他屢次告訴我,在契丹為了一點小事就要『頭落地』。昨夜他吸鴉片煙醉了,睡夢中只是講話,使我不能睡覺。二十七日我在契丹愛琿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漸漸的走進一個怪異的世界裡去了。輪船播動,不好寫字。
明天我將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現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寫的詩了。」
(十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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