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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金庸二三事
一、作家查良鏞
查良鏞有很多筆名，首先是金庸，此外還有林歡、姚馥蘭、樂宜、徐慧之、黃愛華等等，不同筆名代表了不同的文類，小說、散文、隨筆、藝術評論、時事評論、電影劇本等等，每一個文類的寫作都值得一說。今天專說他的武俠小說創作。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武俠小說流行。金庸先生是擁有讀者最多的中文作家。天下華人，誰不知道金庸？
從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金庸先生寫作了《書劍恩仇錄》等十五部小說。金庸先生把他的武俠小說書名頭一個字編成了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指的是《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鵰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鴛鴦刀》等十四部書，此外還有一個短篇小說《越女劍》。
對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不同的態度和評價。很多人都讀過，也有很多人沒有讀過；在讀過金庸小說的人裡，有人喜歡，乃至非常喜歡；有人不怎麼喜歡，也有人非常不喜歡。這很正常。所謂蘿蔔白菜，各有所愛。
值得注意的，是極端的喜歡，和極端的不喜歡。
先說極端喜歡的一類。
一九八五年，臺灣遠景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批「金庸小說研究」書系，包括倪匡先生的《我看金庸小說》、《二看金庸小說》到《五看金庸小說》，以及《諸子百家論金庸》數冊。
一九九○年起，大陸也有人開始研究金庸小說，出版了多部研究著作，其後，金庸小說研究走入大學課堂，有多部專門研究金庸小說的碩士、博士論文。
北京大學授予金庸法學榮譽教授的儀式上，北大中文系主任、著名現代文學研究專家嚴家炎教授說：「金庸小說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後來，還有人發起簽名，提名金庸參與諾貝爾文學獎的角逐。
提名一個通俗文學作家角逐諾貝爾文學獎，倒也不是玩笑，一九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里奧‧福，就是一個帶領草台班走江湖的通俗戲劇家。他獲獎的理由是：「因為他繼承了中世紀喜劇演員的精神，貶斥權威，維護被壓迫者的尊嚴。」金庸小說就有與之類似的主題精神。而二○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鮑勃‧狄倫，也是通俗歌手，他的獲獎，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再說極端不喜歡的一類。其中又有多種不同情況，一種情況是，他們覺得喜歡金庸的人把金庸神化了，只說金庸的好話，不批評金庸小說的缺點和危害，因此他們由反感神化，發展到反感金庸小說。
另一種情況是，壓根兒就排斥武俠小說，覺得武俠小說是下里巴人，甚至是文化垃圾，由此推理，金庸小說既然是武俠小說，往好了說，不過是下里巴人；往壞了說，那就是文化垃圾。在討厭武俠小說並排斥金庸的人裡，有一部分是看過金庸小說，但不喜歡它；另有一部分人是從來沒有看過金庸小說，對金庸武俠小說有「天生」的反感。
對最後一類人，我很熟悉，因為我自己在上大學中文系的時候，也是不看武俠小說，而覺得武俠小說一文不值，並且對喜歡武俠小說的人大加痛斥。我當時的判斷，來自流行觀念和刻板印象，給武俠小說貼標籤。後來看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才徹底改變了對金庸小說的觀感，成了金庸迷。
讀了金庸小說之後，就發現了一個問題：喜歡金庸的人和不喜歡金庸的人找不到共同語言，或者說，是找不到共同的評價標準。
實際上，武俠小說可以在類型文學、通俗文學的範疇內獲得合法身分，也可以在民間文學、大眾文學的範疇內獲得合法身分，還可以在文學生態學或文化生態學的視野下獲得合法身分。
認為武俠小說是文化垃圾，金庸小說是武俠小說，所以金庸小說也是文化垃圾，這一推理看起來邏輯嚴謹，但在概念和判斷上都存在問題，缺乏科學實證精神。
不妨換一個思路：故事是人類的精神食糧，武俠小說是一種故事類型，因而它也有精神食用價值。要評價武俠小說的高低，首先要看故事講得好與不好。金庸小說的故事講得非常精彩，所以人們喜歡它，並且高度評價它。
中國的小說，原本就是在民間大眾社會流行的通俗類型作品，古代中國早就有講史小說、言情小說、神怪小說、俠義小說等多種類型，產生了各自的經典作品。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正是四種不同的類型小說的經典之作，《三國演義》是講史小說的經典，《紅樓夢》是言情小說的經典，《西遊記》是神怪小說的經典，《水滸傳》是俠義小說的經典，也是武俠小說的直系祖先。
金庸的小說，是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的出類拔萃者。類型小說的特點，是相互模仿，並且自我複製。低層次武俠小說是模仿和複製他人之作，高一層次的武俠小說是自創秘方，但也難免自我複製；金庸小說的難能可貴，是既不模仿他人，也不自我複製。沒有新的創意，他就宣布封筆。另外，他花了十年時間對自己的連載小說進行全面修訂，這一做法，也是獨一無二的現象。
金庸小說的藝術和文化價值，在於它打破了雅俗邊界，可以雅俗共賞；在於它獨創一格而且博大精深。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品質高低，要看讀者是否可以從不同層次、不同側面去欣賞它、評價它、與它對話交流。
魯迅先生評《紅樓夢》，說在這部書裡，「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革命家看見排滿，公子看見纏綿。」金庸小說正是如此，不僅是武俠傳奇之書，也是成長故事之書；是藝術創新之書，也是文化寓言之書；是人生經驗之書，也是心靈資訊之書。金庸小說研究著作雖然已經多達上百種，但卻遠遠沒有窮盡金庸小說的奧妙。
二、時評家查良鏞
所謂時評，即時事評論，同時也是世事評論，涉及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民生等各方面。
金庸先生逝世後，他的秘書李以建先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識得一半》，意思是說，武俠小說創作並不是金庸先生的全部功夫，他還有另一半功夫不大為人所知。金庸先生被稱為「香江第一健筆」，這一封號並不是指他的武俠小說創作，而是指他的新聞社論和時事評論。《明報》的成功，有賴於金庸的兩枝筆，一是他的武俠小說，一是他的明報社評。
李以建先生是金庸先生的秘書，近十幾年的主要工作，就是查閱並整理金庸社評及專欄文章。李先生可以說是最熟悉金庸的社評及其相關專欄文章的人，他的觀點值得重視。
金庸的明報社評及其新聞評論，是他留下的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具體包括：
1）、不署名的《明報》社評，寫了三十多年，數量有七千至八千篇。
2）、署名徐慧之，發表於《明報》「明窗小札」專欄文章，歷時六年，近兩千篇。已出版有《明窗小札》上下冊，這還只是此專欄文章的一部分。
3）、署名黃愛華，發表於《明報》「自由談」專欄上的「論祖國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系列文章六十四篇，後結集為《論祖國問題》出版。
4）、署名查良鏞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共三十七篇。
5）、署名查良鏞，從一九八一年開始，在《明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香港回歸祖國的文章，後結集為《香港的前途》出版。
僅以上提及的部分，就有上萬篇文章，這是一筆極其豐厚的文化遺產。
香港張圭陽先生曾在《明報》工作過，他的博士論文正是《明報》研究，他的《金庸與〈明報〉》一書，當是《明報》社評研究方面的權威著作。據他介紹，《明報》社評可分為六大類，即有關中國大陸、有關中國臺灣、有關香港、有關華僑、有關蘇聯及共產主義、有關當時國際熱點問題。金庸對社評的要求，一是有精闢見解，二是提供知識資訊，立場鮮明而且前後一致，十年、八年以後看了也不後悔。
接下來的問題是，除了正式的社評文章外，為什麼還要開設「明窗小札」等專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作者有話要說，有些話不便在社評中說，就在專欄中說。
有意思的是，在「明窗小札」開欄時，徐慧之曾假裝自己是另外一個人，說是與金庸熟悉，如今獲得這份工作，非常開心云云。很明顯，在這裡，金庸先生是故意扮演徐慧之這個角色，其原因，當是不願意在一張報紙上出現太多同名作者，否則，就成了一個人的報紙，那就要讓人輕視，甚至讓人笑話。
金庸先生的社評文章及有關專欄文章，其價值當然不能低估。只不過，到目前為止，這部分文字只出版了一小部分，大部分仍在整理中，一般讀者很難見到，因而無法就其整體作出全面而準確的評價。我曾看過公開出版的《明窗小札》以及部分社評文章，因為所見不全，因而不敢作出總體性評說。
在我看來，金庸社評及有關專欄文章有幾個比較突出的特點，一是堅持人道主義價值（與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立場一致）；二是堅持「事實神聖，評論自由」的新聞觀點；三是堅持中立立場、自由意志和獨立思考，避免黨派意識形態影響，儘量減少立場偏見和情緒偏見；四是社評態度隨和親切、平易近人，語言通俗而生動，如與鄰人聊天。
金庸的社評和時事隨筆，有新聞價值、思想價值，如今事過境遷，其新聞價值或許會有所削減，但它的歷史文獻價值卻隨之提升：對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及世界的歷史研究而言，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金庸的社評文章，總體上是有理性、講禮貌的，旨在討論問題，追求真理和真相。最典型的例證，是他與《大公報》論戰時，《大公報》方面十分不客氣，扣帽子，打棍子，百劍堂主陳凡化名「張恨奴」批判金庸，就可見一斑。
而金庸的社評則相當克制，只討論問題，不罵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二日的社評文章的題目是《有什麼不對，請原諒！》文章最後還說：「祝你們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金庸社評文章，也不是全都溫文爾雅，而有個別例外。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的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就很不禮貌，也很不理性。
事情的背景是，胡適先生於這一年十二月八日在一次演講中說：「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載武俠小說，許多人也愛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這一說惹怒了金庸，也威脅到創刊不久的《明報》的生存和發展，因為早期《明報》就是以武俠小說連載吸引讀者，按照胡適先生的觀點，《明報》前景堪憂，於是就有這麼一篇社評。
胡適先生的判斷是「大膽的假設」，卻沒有做「小心的求證」，依據自己對武俠小說的刻板印象，此判斷就不無偏頗之處。金庸的社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偏頗更大。這是因為，胡適的演講只是個人立場，而金庸的社評則將個人立場、企業利益與思想評論混為一談，實際上是置於報紙公平立場之上，有違中立原則和傳媒倫理。
這也說明，一家報紙由一人說了算，存在明顯的局限。好在，這一情況只是特例，且發生在《明報》創刊初期，那時的《明報》還沒有以「大報」自詡，那時的金庸先生也還只是個寫武俠小說並用報紙銷售武俠小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