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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念金庸‧重溫武俠:武俠品賞六部曲【作者限量簽名套書】(書盒版收縮不分售)

一九九四年,金庸七十歲。
這位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大宗師,在一九九四年中,三度引起中國國內外新聞界的關注。
一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國內老字號的大出版社三聯書店一舉推出了《金庸作品集》一套三十六冊。這不僅是國內第一次由一家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從而結束了諸侯紛爭的混亂局面;而且這也是三聯書店多年以來第一次為一位當代文學家出作品集。這一舉措明顯含有商業目的,並且確實使出版社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從而使出版業同行眼熱不已,它之所以引起海內外關注,則是它的社會效益--即表明正統的,或主流的文化部門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某種認可。前者表明金庸小說仍暢銷不衰,後者表明大陸老牌出版社改變看法和做法,這對金庸及金庸迷來說,無疑都是一件大事和好事。
二是,一九九四年八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一川博士等幾位年輕的博士、教授主編了一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將金庸與第一流的小說藝術大師並列,而且名列第四,排在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在老舍、郁達夫、王蒙等人之前,這套文庫的特色,正是以「金庸上榜、茅盾落選」而驚動新聞傳媒,又引起沸沸揚揚的議論和爭議,從而使這一套叢書銷路不錯。這當然也含有明顯的商業目的,即通過讓人驚訝的排名方式造成傳媒轟動而擴大影響和銷路;但另一方面,它也確實是年輕一代學者試圖「重寫文學史」的一種嘗試,決非純粹的牟利,或以自己的學術聲譽與前途來開玩笑。
三是,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授予金庸名譽教授,北大中文系前主任、著名中國現代文學史專家嚴家炎教授在授予儀式上發表講話,稱讚金庸武俠小說創作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這一消息見諸報端,更引起了新聞輿論界的強烈反響,驚訝者有之,歡迎者有之,也有不少人不以為然,還有人為之震怒。
這三道衝擊波的影響至今未息。金庸成了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個文化熱點人物。


針對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一事,有人發表文章,表示強烈的不滿,以為這是北京大學的一個錯誤的舉措,大失身分水準,云云。
這些文章說的看起來不無道理,只可惜是自說自話,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知其三、其四,因而令人遺憾。他們的失誤有二,一是以為這個名譽教授是授予金庸的,而不知道是授予「查良鏞」的,雖然是同一人,其間卻有微妙的區別;二是他們以為北大授予金庸--查良鏞--的是文學教授,而不知道、或沒注意到授予的其實是國際法專業的法學教授。因為這兩點失誤,當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武俠迷大抵都知道金庸乃是一個筆名,是專為武俠小說創作而取的,取自本人真名查良鏞之「鏞」(一分為二,即為金庸)。他們卻未必知道,金庸這個名字固然是名揚四海,而查良鏞這個名字卻也非同小可。
查良鏞的成就,不僅是以金庸這一筆名寫武俠小說並獲得非凡的成就,成為新派武俠小說界的「武林盟主」,而且還以本名創辦《明報》,並成功的經營,使之成為香港有名的大報之一,而且,查良鏞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報業集團的董事長,更是一位卓越的社會、政治、時事評論家,《明報》的社評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出自查老板之手,其靈活、深刻、獨到之見,廣受讀者推崇,查良鏞的社評,被認為是「香港第一健筆」。以這一身分地位,受到國內外政治界的重視,他的社評不僅成為大陸、臺灣當局的參考文獻,還成為美國、英國政府辦公部門的剪貼對象。
八十年代以後,查良鏞更是異常活躍,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多次應邀訪問北京,並頻繁被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接見--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受到鄧小平的接見;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九日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接見;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接見。--這是武俠小說家金庸不可能獲得的禮遇。人們不了解查良鏞,因而對他獲得北京大學名譽法學教授感到不解,孰不知︰(一)一九八五年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時,查良鏞即被中方委任為委員;(二)一九八六年四月,查良鏞又被任命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三)最後通過的基本法中的「政治體制法」的主流方案正是在查良鏞嘔心瀝血的初稿基礎上修訂成的。--以這樣的身分及「作品」當一當北大法學名譽教授,如何?--更不必說,(一)早在一九八六年,查良鏞即獲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二)九十年代初,查良鏞成為英國牛津大學校董會成員,及其中兩所學院的榮譽院士;(三)一九九二年二月,查良鏞赴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二月十九日,查良鏞在牛津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持講座,作題為《香港和中國︰一九九七年及其後五年》的演講。--以這樣的學術「背景」,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又如何?人們大約不知道︰(一)查良鏞早年的志向是成為一名外交家,一心想從政。因而一九四四年考入當時設在重慶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二)抗戰勝利之後,一九四六年,查良鏞又入上海東吳大學主修國際法課程;(三)一九四九年,查良鏞即發表第一篇國際法論文,題為《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海外的產權》,此文及其後的多篇國際法論文受到當時在東京的中國國際法權威人士梅泯璈的賞識。


查良鏞是一位奇人。
一九二四年二月,他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袁花鎮。海寧是近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大詩人徐志摩、軍事理論家蔣萬里的故鄉,而海寧查氏家族更是當地的名門望族。讀過金庸小說《鹿鼎記》的朋友都該知道,海寧查家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怎樣的鼎盛,曾有「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的巨大榮耀,清代大詩人查慎行即是其中之一,所以《鹿鼎記》的回目全由查慎行的詩句組成。讀過金庸小說《連城訣》的朋友也該記得,在這部書的「後記」中,作者寫到了他的祖父查文清,曾是丹陽縣(屬江蘇省)知縣,並以「丹陽教案」而名載中國近代史。
查良鏞成為一代奇人,倒並非因其家庭背景而已。八歲開始讀武俠小說;十五歲編寫第一本書《給投考初中者》,印刷發行,銷路不錯。與其說他是天才的文人,更不如說他是天才的商人。而他本人的志向,卻是做一個外交官。但命運及生計之需,迫使他做了一名新聞記者,先在《東南日報》做外勤記者;後來做《大公報》的國際電訊(英文)翻譯;再後來又被派到香港《大公報》去工作;再後來又當《新晚報》的副刊編輯。除了寫作國際法的論文,因職業所需,寫得最多的當然還是報紙短文,查良鏞以姚馥蘭(英語Youfriend--你的朋友--的漢譯音)為筆名寫「周末茶座」,又以林歡為筆名寫影評。
因為影評寫得多了,便再進一步,寫電影劇本,如《絕代佳人》、《蘭花花》等。其後甚至辭去報社工作,到長城電影公司做專業編劇,編寫了《不要離開我》、《三戀》、《小鴿子姑娘》、《有女懷春》、《午夜琴聲》等劇本。並且,編而優則導,與程步高合導《有女懷春》,與胡小峰合導《王老虎搶親》,票房成績居然不俗。--這都是「林歡」的功勞。
查良鏞之所以離開《大公報》,是因為該報是香港的左派報紙,與他性格不合;而長城電影公司亦是左派公司,所以他呆了不到兩年,便再度辭職。這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明報》創刊。這是查良鏞拿出八萬元港幣,與中學同學沈寶新合辦的一份小報,是查良鏞自立門戶的開始。此後幾十年間,《明報》由小報而大報,進而成為報業集團,至一九九一年掛牌上市時,明報企業已擁有幾億元的資產。
從一個身無分文的小人物,到白手起家打天下,而成為億萬富翁,這已經是一個傳奇。而查良鏞多姿多彩的經歷、多種多樣的頭銜、多才多藝的能力,更是傳奇︰他是記者、編輯、翻譯、專欄作家、影評人、電影編劇、電影導演、武俠小說作家、企業家、報人、政論家、社會活動家,而且是學者--他在國際法、中國歷史、佛學、政治學等專業方面的學養和能力都十分出色。
只有了解查良鏞這個人及其經歷,才能真正的理解金庸及其武俠小說,只有這樣的「奇人」,才能寫出那樣的「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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