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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它，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為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闢「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闢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覆胡適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著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卻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它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它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制，舊來的散文學裏也盡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它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