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憲修憲，何如行憲！——請海峽兩岸政府認真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中國——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政府，各自擁有一部憲法，中華民國的憲法，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一日公佈，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控制中國大陸，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以來，迄今為止，被稱為國家基本大法的憲法，已經作了三次修改：即一九五四年第一屆人民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七○年中共第九屆中央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一九七五年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最近中共又公佈了「修憲草案」尚待人民公決。
這兩部憲法對於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均十分重視，以今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公佈的「修憲草案」，與「中華民國憲法」比較，兩者關於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均載於第二章，中共的「修憲草案」有二十二條，「中華民國憲法」有十八條。前者首條條文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不可分離。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有遵守憲法和法律的義務。」而後者的首條條文說：「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關於人民應享的各種自由，在「中華民國憲法」第十條至第十四條分別規定了人民有居住遷徙、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秘密通訊、信仰宗教、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中共修憲草案」第三十四條、三十五條亦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與宗教信仰的自由。兩者相較，後者沒有居住及遷徒的自由，前者則沒有游行、示威的自由。
關於限制上列各項人民應享的自由權利之規定，「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基本人權之限制）條文說：「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而中共「修憲草案」中，並無類似規定，僅在各條條文中，分別說明，如第三十五條說：「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活動，或者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不受外國的支配。」；第三十九條說：「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礙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
讀了海峽兩岸政府各自擁有的兩部憲法，尤其是關於人民權利的章節規定，應該認為中國——包括大陸與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國土。但事實上，若以兩部憲法中均明白規定人民應享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秘密通訊等實際情形作一檢討，就可以瞭解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民，均沒有享受到這些憲法規定的自由。
先談談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中共統治大陸之後，根本不准私人發行報章雜誌、出版書籍，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時期，大字報曾經被利用為政爭工具，四人幫之後，北京西單民主牆不久亦被封閉，地下的刊物陸續被查禁，甚至傷痕文學亦遭到批判，魏京生、劉青、傅月華、王希哲均因多言賈禍，身繫囹圄。今日中國大陸既不可能由民間出版書報雜誌，怎能奢談言論自由？在台灣，自一九四九年開始實施的「報禁」，迄未解除，而現行出版法及其施行細則的規定之嚴苛，已經達到足以扼殺言論自由的地步，是以雷震因「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文字叛亂」被補坐牢，柏楊、李敖等作家，也因寫文章獲罪而先後入獄，使台灣蒙上沒有言論自由的惡名。
再看集會、結社的自由：中共「修憲草案」明定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除了被中共用為對台灣統戰工具的「國民黨革新委員會外，卅多年來各個小黨多被消滅於無形，未見任何一個新的政黨，乃至政治結社出現，何來結社的自由？除了由中共發起的會議外，「四、五」天安門事件，就充份反映了中共並不允許人民自由集會。集會與結社的自由，在中共當政的歲月裡，根本不可能成為事實。在台灣，如眾所週知，根據已實行了卅多年的戒嚴法第十一條的規定，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除了打麻將以外，三個人以上的聚會，均應該申請許可，據此，「黨禁」不開，雷震鼓吹新黨而坐牢，均是「合法」的！
至於人民秘密通訊的自由，中共的公安單位是把已經折開，閱讀了的信件，交給受信人；台灣的員警總是把拆閱後的信件，封回原樣交給受信人，是大家均知道的事實。更何況中共「修憲草案」明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必要時」可以檢查信件。而在戒嚴地區的台灣，戒嚴法也規定：「得拆閱郵信電報，必要時並得扣留或沒收之。」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中國自清末由保皇派知識分子倡議君主立憲，迄今已近百年，百年來，立憲、行憲是有識之士救國運動的標的，也是封建反動，帝國立義勢力遏阻中國自強最不願見的事情。中華民國政府由「五五憲草」而「制憲國大」，多少仁人志士，為之犧牲奉獻，多少專家學者，為之嘔心瀝血，方才完成立憲，但是自公佈憲法而至公佈戒嚴法，其間不過兩年，而這兩年中，正是國、共內戰最激烈的時候。國民政府戰敗遷台，把這部憲法帶到台灣，於三十七年五月十日公佈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受損，人民應享的各項權利被剝奪，迄未恢復正常。而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制訂「共同綱領」以來，三次修憲，尤以「七○憲草」明白規定個人崇拜，指定接班人等的荒唐規定，真是侮辱憲法的尊嚴，上無以對為中國憲法犧牲奉獻的民主門士，下無以對千秋萬世的華夏子孫，這是毛澤東盛極而衰的關鍵。其後，雖於七五年修改，但是毛澤東的陰影，仍然在「七五憲法」中若隱若現，中共也並沒有真正的遵行憲法。如鄧小平取消人民貼大字報的權利，就是違憲之舉。這次中共修憲，據彭真宣佈，是五屆人大經過一年半的時間擬定的，所費的功夫，不可謂不大，其優劣如何，有待法學家及歷史學者來評論。作為一個炎黃子孫，只希望中國——台灣海峽兩岸的政府，不但要擁有憲法，而且要認真遵行憲法，而憲法中的精華，就是保障人民應享的基本權利，尤其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宗教、秘密通訊、居住及不受恐懼的自由。
寄語雙方執政者，立憲可敬，修憲可佩，但不行憲，就可悲了！
1982/05/09 論壇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