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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序 予豈好批哉，予不得已也 龔鵬程
批判與大批判
哲學名家往往有他特殊的、具有創意的詞彙或術語。批判一詞，就是被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這樣運用才大行其道的。馬克思就仿之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
「批判」指對事物、觀念、術語進行考察，以弄清人類知識的來源、範圍與界限。中文世界於二十世紀後也開始流行此詞，郭沫若《十批判書》便是著名例子。他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為第一章，然後對先秦諸子學說一一批判，包含孔墨、黃老、莊、荀、名辯、法、韓非以及呂不韋與秦王政共九章，顯然依循康德故轍。
但後來批判變成政治套話，以罵人為批判，批林批孔乃至無所不批，扣上判詞大帽子，動輒要致人於死地，這個詞彙也就令人用來有點猶疑。或另用「大批判」來說康德原來的做為。
但社會上思想的碰撞、交鋒，畢竟不可避免；論戰也不可能都如康德那樣澹靜如止水、如槁木、如寒灰、一味性冷淡，總是要有刀光劍影的。所以批判還是大批判，終是難分得清。
在知識內部尋求開發人類觀念，突破當代知識範疇
我自幼寫舊詩、做古文，明燭自煎以為樂，效法「古之學者為己」，澹如枯僧，絕不與人爭論。但一出大學就開始變了。
先是做現代化轉型，學寫白話文。在黃慶萱、高信疆、李瑞騰諸師友翼助下，改寫《西遊記》、出版散文集《少年遊》，亡友周安托認為還頗有存在主義色彩。然後「今之學者為人」，筆觸慢慢轉向社會，深入煙塵，寫培根、蒙田式的論文，思索現代人的社會角色和意義，然後也開始學著做批判和大批判。
批判需作者有問題意識，才會或能對之展開批判。一九八七年，友人呂學海又替我出版了《我們都是稻草人》。借用艾略特詩，諷刺大學生仿彿稻草人，沒啥做為。納入他主編「不可一世叢書「。這套書，網羅了趙少康、楊志弘等人。不可一世，狂言，但亦指諸人鋒芒還可發揚蹈厲到下個世紀。故主題其實不在當代，而是「瞻望新世紀」。
我當時正隨淡江大學校長張建邦先生研究未來學、後現代，對此宗旨頗感興味；所以選了當時中國論壇總編蔡詩萍兄和我的對話《角色與典範》做代序，想「在知識內部尋求開發人類觀念，突破當代知識範疇的路線」。
具體作法，首先是要改變歷來社會批評僅從政治、社會結構面看問題的習慣，而從調整思路、眼光、知識結構入手。這，本身就是新角度、新路數。
其次是參考湯瑪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之說，嘗試推動人文領域的知識典範（paradigm）革命，以具體面對大眾文化的衝擊、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競爭，和我自己出身、尚未現代化的中文系（因為在後工業社會，我怕它會成為資訊時代的怪獸）。
革命的口號剛喊出時，社會還不明所以，可我針對中文學界的重磅炸彈《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內容與方法的評析》隨之而到，就讓大家一下子驚醒了。
文章是我一九八三年博士論文考試剛剛通過後，應科技整合研討會之邀而作。大會分成許多組，我這組本來也請了幾位與我同作，但我稍得暇，就忽然寫完了。民生報王震邦兄有新聞眼，搶先發出新聞，把社會嚇了一跳。沸沸揚揚吵到論文正式發表後，仍然餘波蕩漾，樹欲靜而風不止。
學術自主與高教人才培養
民國以來，國事艱危，學術發展當然十分困難。早期只能學習、模仿、買辦東洋西洋，從人種、考古、文化西來說，到科學、物理、社會、馬克思。雖然漸漸擠進了現代國際學術社群，諾貝爾獎也拿了幾個，但實際上只是東西鄰人傷風、我們咳嗽流鼻涕罷了，自主學術一直未能建立。
一九四九年政府遷臺，情況更慘，僅有一所大學、三所學院，學術根本談不上。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才開始勉力試辦博士教育。一九六一年第一本博士論文：羅錦堂《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出爐，終於邁出了我國人才自主養成這一步。比大陸一九六四年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試爆炸成功還早了幾年。因茲事體大，故博士生都還得由教育部主持口試；通過了，才授予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整個過程非常傳奇。早先是臺灣大學在中山堂舉行畢業典禮時，邀教育領導人張其昀致詞。張褒揚臺大辦得好，並表示：「我們應該更加提高教育程度，要開設博士班、設博士學位。」臺大學生當然一片歡呼，認為自己不久就有博士可讀了。不料，臺大在張其昀講話之前已開始籌畫辦研究院，走的是當年胡適建議清華開辦國學院的模式，等研究院辦起來後再設立博士學位。而校長錢思亮把這計畫上交後，卻遭張其昀反對，認為不必單獨成立研究院再辦研究所，故不批准。張因此也與臺大結了怨。
等到張想設博士學位，臺大便以資金不足為由拒絕執行。張無奈，只好轉向師大校長劉真求援。劉真也很為難，臺大不敢辦，師大豈敢？最後推給文學院院長梁實秋，說如果他答應辦，我們就不怕。結果梁實秋很俠氣，一口應承，說臺大不辦我們來辦。
一九五七年首屆博士學位招生，也很傳奇，進入博士候選人資格的，僅羅錦堂一人。攻讀期間，除了選課以外，還要圈點《易》、《詩》、《書》、《禮》、《春秋》、《左傳》、《公羊傳》、《榖梁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和《爾雅》等十三經，外加《文心雕龍》和《昭明文選》。
這樣奇葩的儀式化課程和代表學術桂冠的四十萬字的文言文巨型博士論文，都令社會大為好奇。等到口試，教育部更是做足了姿態，極力吸引眼球。會場懸起「博士學位論文考試試場」橫幅，特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掛帥，邀梁實秋、鄭騫、臺靜農、戴君仁、李辰冬和蘇雪林七位大老，合組考試委員會，對羅錦堂的論文唇槍舌劍考了兩小時。之後，胡適還覺得不過癮，又再考了一小時。
取得博士後，某天，有位軍人送來禮物。羅先生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枚純金的金牌，以一兩黃金刻成：「此間第一位文學博士羅錦堂」。出門尋找，其人遠去，竟不知為誰。
博士論文與高等教育的改革
如此傳奇，轟動一時，後來其他學科遂紛紛仿效，陸續開辦。
到一九八三年，教育部認為廿二年的耕耘，自主學術的人才培養體系已然建立成型，各校已有能力自行教育、評鑑、審核其學生了，所以可停辦教育部考試和國家博士頭銜，直接發放某些學校的博士名位。
這下，我就尷尬了。因為我那時正要（從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夾在新舊制改革的間隙，新法還沒準備好，舊法卻已經不再適用。到底怎麼考、什麼時間考、還是不是國家博士，問學校、問教育部，皆如杜詩所云：「天意高難問」，只能等！
等了春天、過了夏天，秋間才確定只在學校考即可。原先聘定去教育部考我的口試委員如勞幹院士等，都四散回美國等處了；只能匆匆另聘陳捷先、管傳埰諸公來學校考我。
考試也很順利。雖然拖了大半年，國家博士和師大博士名稱轉換間的尷尬，一時也難以解釋。但因我那時才二十幾歲，被誇為最年輕的博士，且只用四年就完成了論文及考試，破了歷來中文博士都要十年八年的紀錄；論文後來還得了「中山文藝獎」，自己掙得一塊金牌，不待人家送。
科技整合研討會可能就覷定了這個問題點，所以誤打誤撞，邀我來專門盤點整體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內容與方法。
論文寫作的倫理與規範
本來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我之前，國家文學博士總計一百四十九人，論文包羅萬象，總攝文史哲、經史子集，每本三五十萬字，誰能看完、又有誰都看得懂、還能評價優劣？國家博士們更都是我老師、師伯、師叔、學長，誰敢出來「重與細論文」？
我卻利用社會學方法，做了點分類，說明了各類數據及趨勢，也從題材的集中和分散，看到了人力分佈和學派門戶特色，然後批評門戶的僵化性、研究格套的陳腐傾向、方法論思維的不足、問題意識的欠缺和思想架構的薄弱等等，並提出了些建議，例如應加強科技整合、課程設計應多元化、系所間應多交流、論文寫作應予強化、中文系所的師生倫理結構應該打破等等。
重砲之下，文學教育圈驚愕不已。或說我欺師滅祖，或贊我有白袍小將之風，而涉及論文寫作和高等教育之實質問題等處，爭議更大。
這些爭議一直延續至今。教育部固然很快因應了我的批判，陸續推出〈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等專案，一步步擴大發展為整體高教改革。
但高教豈是幾樁計畫便能改善？我還是得繼續批判，而且矛頭愈來愈廣。討論文化明星與學術規範、大學是不是職訓中心、大學生的角色扮演、期待校園文學的春天、感傷人與歷史的疏離、當前學術風氣之反省、走出文學理論的冰岩期、錢穆告別杏壇演說演出了時代的困惑、「牟宗三是誰」、青年生活與傳統文化、未來的人與社會……。
這，有些是積重難返，病入膏肓，年年呼籲改革而總不成功。有些則如不找我而讓李遠哲來主持教改，結果敲鑼打鼓，大軍出征，咚咚搶咚咚搶，咚咚窟窿搶，搶進一個自己挖的大窟窿裡。不僅以失敗告終，而且灰頭土臉，幾乎斷送了中華文脈。
還有些是改了比不改更可怕。例如我說博士教育應重視論文寫作，寫作且應有種種規範，結果卻是後來的博士只會寫論文並拼命發表論文，論文又機括深密，宛如江湖黑話，勝似科舉八股。機械傷人，性靈不存，更無創造性和文趣可言，頗令我有始作俑者之嘆。
若問到這樣與高等教育糾纏遊鬥，對我有何好處，則更不知從何說起，當時所長黃錦鋐老師要找我回師大任教，就遭到反對；我卸任南華、佛光兩大學校長後要回師大，師友們仍然反對。等我高舉復興傳統文化之大旗，遊弋大江南北，並在大陸當上了梁實秋學會會長之後，二○二○年師大國文系才願意承認我是傑出校友。可是等文學院通過並向學校舉薦時，哈哈，那一屆傑出校友的選拔活動竟然停辦，取消了。
典範革命
換言之，整個高教改革和論文寫作，包括我自己身處局中的故事，看來都有點搞笑，具有傳奇性和戲劇效果。
其中若說還有點實質意義，則仍要回到我文章開頭提到的「典範革命」。
我推動高等教育改革而從研究方法和論文寫作入手，本身就顯示了我更偏重思想層面，有效法科學領域進行典範變革之企圖。
典範變革，簡單講就如《列子‧說符》講的「疑鄰竊斧」：有人丟了斧子，懷疑是鄰居兒子偷了，觀察其人言行舉動，確信就是。後來，找到斧子了，再看鄰居兒子，又覺得他處處都不像偷斧子的人。
疑心生暗鬼，後學遂一直學老法師的樣子去抓鬼。實在抓不著，才會告別老典範、拋去舊思路，進行典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