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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歷了一幕歷史的悲劇
我曾經目擊過一個政權的創建，以迄其沒落；而且我身親了這個政權的籌備、創建、發展，直到最後的消散。
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劇；朋友們的悲劇；也是中國歷史的悲劇！
到現在，事情已經過了十多年，過去的一切，也如塵、如夢、如煙般地逝去了。而曾經使我激動、使我憂傷、使我痛苦的往事，卻永遠牢繫在我心的深處。
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國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個大時代，而我剛剛生長在這一段不平凡的時間，而又身歷了其間一幕不平凡的悲劇。
每個中國人一定會記得一九三八年，中國對日抗戰，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戰局陷於極度困難與極度悲觀的時候。突然，一個曾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攝政王幾罹大辟、有著半生光榮歷史的人物；一個曾經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時又是執政的國民黨的副領袖；一個曾領導過抗戰的行政首長；而且還是號稱最高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的議長，他就是汪精衛！而他竟毅然脫離了中樞，由重慶，而昆明，而河內，而上海，而南京。在東南的一片廢墟上，在敵人槍刺下的佔領地區，樹起了與國民政府同一的旗幟，奉行同一的主義，採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著同一的名稱，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絕對相反的另一政權！
這一個政權，自一九四○年三月的三十日創建，以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沒落，其間經過了五年四個月又十二天的壽命，失敗了、消散了。於是在成王敗寇的原則下，一般人對之蓋棺論定：「汪政權的創建，是醜惡的活劇，其性質是被敵人驅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發生了疑問，像汪氏這樣的人，真會為了利祿或者為了意氣，甘心於出賣國家民族，以自毀其半生光榮的歷史嗎？這一群被指為國家的叛逆者們，當時做了些什麼？與想了些什麼？或許真如人們對他那樣地想像，但畢竟經過了五年多的一段時期，以及佔據有廣大地區的一個空間，歷史終將寫下這一頁。我不想為自己辯護，為朋友們洗刷，為失敗的政權文飾。我願意憑了我的良知，就記憶中所留存的一點一滴，儘量忠實地，寫出身親目擊的真相，作為後人的殷鑑與嘆息！
我自信應該有資格寫這一段沉痛的回憶，因為在這一個政權中，在黨，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階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點，我又參加了汪政權台柱周佛海的最機密部份。而在政權沒落以後，我又能躬與其盛，被籍沒了所有的財產，以漢奸罪判處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為安慰與認為僥倖的，是法院莊嚴的判決書中，竟然確認我有「協助抗戰，有利人民」的事實和證據，「法外施仁」，竟邀末減，以徒刑兩年半的一紙判決書，代替了一枚勝利勛章。因此，讓我能終始其役，目睹了這一幕不平凡悲劇中許多重要腳色，當初怎樣忍淚登台，最後又怎樣從容赴死。從鑼鼓登場，直至曲終人渺。
在寫出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認為值得遺憾的，當一九四九年，又一個大時代來臨的時候，我深怕捲入了另一次漩渦，拋妻別子，倉皇南來，臨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書函、紀錄、照相、密件、報刊、都把它焚棄了。現在只能純憑藉記憶來追寫。其中特別關於人名、時間等，相信一定會發生很多錯誤。同時，我也不否認人總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觀，也會有恩怨，雖然我將儘量不向壁虛構，不顛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讀者們的指教、糾正和原諒。
二、一個似曾相識者的出現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上海四周的炮聲，早已趨於沉寂。而租界裡卻呈現著一片畸形的繁榮，市民們驚魂初定，轉而耽於逸樂。也有人於悵惘咫尺之間的南市、閘北、浦東，敵人騎鐵縱橫，姦淫燒殺，漢奸們所組織的維持會更助紂為虐。同胞們的血淚灑遍了各處，但祖國離他們卻一步一步地遙遠。對抗戰的最後勝利，每個人雖然仍抱著殷切的期望，但誰也不敢預料抗戰將再經過多少的時候，與將在怎樣狀態下取得勝利。淪陷區民眾的心理是複雜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市民們感到驚愕。前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忽然從重慶出走，抵達了越南的河內，而且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了豔電，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即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近衛三原則」。
這一個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紛紛猜測。而接著，上海各報又接到了中央對汪的行動暫時不許攻擊的通令。於是，在無法獲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們相信蔣汪之間是在玩著一面抗戰一面談和的雙簧。這傳言是夠厲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亂者之一。做久了記者的我，窺探秘密的好奇心，已養成習慣，但是當時在淪陷了的上海，卻怎樣也法無證實這一項傳說的真偽。
幾個月過去了，汪精衛已經由河內到達上海，中央且已通過了對汪開除黨籍的決議，汪的言行也一天一天趨於明朗，汪派的中華日報，且已在滬復刊，而人們心理上的雙簧陰影，卻仍然無法消減。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個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園三樓午飯，當飯畢行經二樓時，新聞界的舊友葉如音也正在進食，他起來向我招呼，旁邊還坐著一個白淨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點面熟，但我已完全記不起他是誰了，他也望著我，只微微的一笑，他沒有開口，我就先走開了。
隔了一天，如音忽然同了那位似曾相識的人到我家裡來，一開始就由他自我介紹說：「我是羅君強，恐怕你忘記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總司令部政府訓練處長時，我是他的主任秘書，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園的公館，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還和我打過好幾次麻將？」我才記起了確實有一個他。接著，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周先生已隨汪先生來到了上海，現在暫時住在虹口江灣路，他說在漢口時曾經接到過你的去信，你說希望能轉至後方為抗戰效力，他本想在中央宣傳部中，請你擔任新聞處長一職，後來剛因戰局不利，政府退往重慶而作罷。今天他要我來看你，希望你能約定一個日期，和他談一次。」
我被出於意外的談話所驚住，一時不知應當怎樣答覆。不錯，我與佛海之間，過去十年中存有相當的友誼。民十八，我正擔任京報採訪主任一職時，奉派隨蔣先生北上赴平，在蔣先生的專車中，陳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業；孔祥熙、趙戴文（那時的內政部長）、熊式輝等因採訪關係，也早已認識。而當時隨節諸人中，不認識的還是很多。
當專車開行以後，我們正聚在起居室中閒談時，蔣先生從前一節車過來了，他問我同車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與他並不相識，這樣蔣先生為我們介紹了，友誼也就這樣的開始。
在北平的一周中，我們每天共遊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氣；也有書生的性格，因此談得很投機。以後回到了南京，我們來往得很密，而且他為我在政治訓練處掛了一個上校秘書的名義，按月由他所主辦的新生命書店送給我一份乾薪。自政府西撤以後，就僅僅通過幾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無可諱言希望能見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與蔣先生間關係之深，而此次竟會隨汪出走，這是政治上的一個謎，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脫口而出的說：「當然，我也希望與他談談，但是我不願意過橋（指外白渡橋）向敵軍除帽鞠躬。有負他的盛意，恐只能期之於異日了。」君強說：「那容易辦，假如他到租界來時，再約你見面何如？」我不能推卻，事情也就這樣的決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