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塌了
抗戰勝利後，我們舉家遷往南京，父親在中央政府任職。我們住中山北路，離俄國大使館不遠。
當年記憶裡的中山北路，是一條很寬大的馬路，車流不斷，過趟馬路要等半天。
我家在靠馬路邊的一幢小樓上，對面蓋了一幢高樓，後來媽告訴我，那樓有五層，當年在南京算是高樓。
有一天，鄰居小朋友告訴我，那幢樓蓋好了，某月某日，會從頂樓往下丟糖果給小朋友吃，我聽了很興奮，跟小朋友約好，到時一起去撿糖果。
結果媽知道了這件事，把我關在家裡，不准出門。
那天我在窗前，凝視著小樓。人來人往，不時有大人物坐私家包車前來，最後果然有人在頂樓敲鑼，然後往下丟糖果，小朋友一哄而上，在地上撿糖果。
最後有人從樓上放下一串很長的鞭炮，鞭炮點著不久，就生出很濃的煙，整個樓在硝煙中消失了。不久，轟的一聲，壓住了鞭炮聲，同時升起更大的煙霧，整條街都不見了。
煙霧散去以後，對街的樓變成一堆瓦礫，原來樓塌了。只見路人四散奔逃。沒多久一隊外國人拿了鏟子、圓鍬，跑到瓦礫堆中救人，救出來的人放在路邊，不久警車來了，救護車也來了。
那是一段驚悚的記憶，假如媽沒阻止我去撿糖，說不定我早夭折了。
後我才知道，放炮、丟糖果都是落成典禮的節目，樓塌可能是鞭炮引起的共振現象，救災的老外是俄國大使館的人。
但是最令我難過的是，中國人好像只站在旁邊圍觀，沒有人參加救災。

◎南京
抗戰勝利後，我們舉家遷往南京，住在中山北路，離蘇聯大使館不遠。我們的房子是幢小洋房，很寬敞。八零年代我第一次回南京，那時整個南京城幾乎沒有新建築，市容跟國民黨時代一樣，沒有任何改變，只是房子老舊了一點。我僱了輛計程車，在中山北路來回走了兩遍，找不到我家的老房子，當時悵然久之。我在南京曾經讀過一年小學，讀書的記憶不多，只聽媽媽說，我們住在洛陽，有一天日本飛機轟炸，媽在防空洞口摔了一跤，我早產了一個多月，所以從小體弱多病，身心發育都比一般小孩遲緩，成績名列全班倒數第一。
倒是有一次捐款出了鋒頭。我跟媽要錢的時候，她正在打牌，根本沒聽我把話說完，就塞給我一把鈔票。第二天我把錢給老師，老師一數，我一個人捐的錢，比全班同學加起來都多。在南京，我家有兩部小轎車，一部是公家的，一輛是父親自購的，星期假日常跟家人出門遊玩。南京重要名勝玄武湖、明孝陵、雨花台，都有片段記憶。記憶最深的雨花台，是一個黃泥土丘，盛產雨花石，傳說古代一場大雨之後，就會看到滿地色彩斑爛的雨花石。到雨花台沿途，都是賣雨花石的小販，比較漂亮的石頭，盛在裝水的小瓷盤裏，顏色會顯得更加豔麗。除了賣石頭，還賣小鏟子，比我大五歲的姐姐，就曾用小鏟子在土裏挖出一塊很大、很漂亮的石頭。
在南京，我記得父親的好友翟韶武、李雅仙、張儐生諸位老伯常相過從，經常到我家吃飯，媽媽說有一次宴請爸的好友，客人來之前媽交代女傭，把餐廳一罐四川辣椒醬藏起來，顯然在當時這罐辣椒醬很名貴，媽不願意被客人吃光。後來客人來了，上菜不久，有一位老伯問媽要辣椒醬，媽說吃完了，我立刻對這位長輩說：「媽媽騙人！辣椒醬沒吃完，我知道藏在那，不信我帶你去拿。」害媽媽尷尬得不得了，客人卻笑作一團，一直到我也老了，媽媽還常把這件事當笑話講。
翟伯伯有一位漂亮的女兒，就是後來變成台灣的名人，有「最美麗製作人」稱號的翟瑞靋。她在南京跟我讀同一間小學，來台灣後兩家時有往來，中學時期跟翟瑞靋還常見面。大學畢業後各忙各的，匆匆二十年不見，在一次應酬場合再見面時，她跟別人說，跟我是青梅竹馬的交情，頗令我受寵若驚。後來我們常見面，她為了不讓別人猜到年齡，拜託我不要跟別人說跟我是在南京小學的同學。結果有次在餐桌上，她自己說跟我小學同學，別人追問那間小學，我毫不思索地回答「西門國小」。結果那天她一再敬我酒，同時說「盡在不言中」，表示感謝。
在南京，我曾被拐子拐走了。當時很多人拐小孩，通常賣到很遙遠的地方，大陸那麼大，小孩被拐走，找回來的機會微乎其微，我竟然被員警救出來了。聽媽媽說，我因為在拐子家哭鬧不休，鄰居報警，才被救出來。我對這事完全沒有記憶，但是對童年性格影響很大。我的童年很不快樂，孤癖、沉默、膽怯，這些問題顯然跟被拐過有關係。一九四九年隨家人到台灣，那時我七歲，住在瑞芳一年多，比對之下，南京是天堂，是我跟台灣同學吹牛的珍貴素材，但也確實是令我魂牽夢縈的地方。

◎好久沒殺人了
爸爸在六十多歲的時候得了喉疾，喉頭長了一個白點，口乾、燥熱、說話多了會痛，那時我們五個孩子在唸書，我讀高中，姐姐讀大學，妹妹讀初中。每學期張羅學費要靠借貸，爸在建中夜間部兼課教國文，媽養雞，所有收入加起來僅夠平日生活，繳交學費非借貸不可，每學期大概要借新台幣一萬元，開學後按月攤還，還清不久又開學了，又要借錢，週而復始，借錢繳交學費時間長達十餘年。
爸得了喉疾，講課很痛苦，醫生勸少講話，最好停止教學，但是一旦停止，少了一份收入，平日生活倒可以再緊縮一點，但學費怎麼辦呢？左右為難的情況下，爸得了憂鬱症，應該是精神病的一種，終日唉聲嘆氣、坐立不安，且有輕生念頭，看了很多醫生，換了好多醫院，吃藥無效，後來住進了一家精神病院──松山療養院，那時對精神病的瞭解及治療，比現在原始得多，病人一進醫院先打一針，昏睡一個星期。洗澡、吃飯時用力搖晃，病人會清醒十分鐘，利用這十分鐘可以餵食，可以洗澡，做完了病人再陷入昏睡。住院期間，媽、姐妹及我，輪流到醫院照顧爸爸，長達三個多月，也許因為充分休息的關係，出院後喉疾不藥而癒。住院期間，姐姐代爸上課，姐姐書讀得好，雖然當時大學尚未畢業，但教中學沒問題，再加上校長是爸的好朋友，網開一面，所以保住教職，我跟妹妹得以繼續完成學業。
有一天輪到我到醫院照顧，我把爸爸用力搖醒，扶到椅子上，開始餵爸吃飯。爸在意識模糊、睡眼惺忪的狀態下，機械吃著我餵的食物。
突然爸張大了眼，腰也挺直了些，很清楚地問我：「我在哪裡？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醫院，爸病了，正在住院。」我還不敢說這是精神病院。
「那學校怎麼辦？」爸焦急地問。
「放心！姐姐在代課，學校沒問題。」
「噢！噢！我想起來了，這是精神病院，我怎會得精神病？我好久沒殺人了。」
我聽到「好久沒殺人了」這句話，如同遭了電擊，驚駭之餘，手中的飯碗差點掉下去。爸爸又自言自話了一陣子，坐在椅子上，頭一歪睡著了。我拿著手中的碗，呆呆地看著爸爸。
爸爸穿著藍色的病人制服，頭髮花白，滿臉鬍子，奄奄一息的樣子，怎麼樣都不跟「殺人」聯想到一塊，這時我突然想到一句話：「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美人遲暮、英雄老去，都是人生最不堪的景像。
我從小聽爸爸跟朋友談戰爭、死亡、革命的話題，但是感覺到那是故事，離我的現實生活很遙遠，即使故事中的主角是爸爸，聽了半天，也與現實生活中的爸爸扯不上一塊兒，故事中的爸爸英雄蓋世，膽略過人，像小說中的大俠，現實世界的爸爸白天上班，晚上上課，終日勞苦、卑微地活著，沒有一點英雄氣概。聽爸爸說故事，宛如看一本武俠小說，爸雖然是男主角，但小說畢竟是小說，情節是虛擬的，主角也不存在。
但是今天爸爸在意識不清、半睡狀態下提到殺人。「殺人」突然變得真實，似乎突然看到了屍體，聞到了血腥味，乖乖，故事是真的，殺人也是真的。看著坐在椅子上沉睡的爸爸，是陌生人，好像是我從來不認識的陌生人，好一段時間，我愣看著爸爸，不敢再餵他吃東西，生怕爸清醒後，變成一個面目猙獰的魔鬼。
爸爸在那個狂飆的年代，一直都在革命，革命就是要別人的命，同時也被革命，別人也要你的命，殺人如宰牛、羊，但是殺人畢竟是凶殘的、不文明的、違反人性的事，在爸爸的潛意識中，在事隔二十多年後，記憶依然揮之不去。我想爸爸的感覺是複雜的、是矛盾的、是有幾分自責的，否則不會把精神病的原因歸咎於殺人，更不會覺得很久沒有殺人了，得這種病有點冤枉。爸是無神論者，一生也不信因果報應。
這是我跟爸爸之間的小祕密，四十多年來，我從來沒有跟家人提過這件事。我在商場中逐名逐利，飽經憂患、折磨之後不覺步入老年。
我在歷經幾次心臟支架手術之後，人生觀起了很大的變化，對名利早已看淡，算算來日無多，要好好把握時間，多看書、多寫文章，尤其對複雜的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已經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看法，許多靈感來自父親，爸爸的一生像一個無形的樣板，可以容我用外科手術的方法，肢解、剖析、放大。「好久沒殺人了」是一個可以深入探討、瞭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內心世界的個案。

◎大動亂中奇女子——二姑
夏威夷的墓園比台灣的公園還美，碧草如茵，花木扶疏，一棟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是靈骨塔。整個墓園除了美還有一股祥和之氣，不像台灣的墓地陰森恐怖，我想二姑一定會喜歡長眠於此。
我代表家屬，向來賓簡述二姑生平後，一位姐姐的好友夏教授，致追悼詞時說：「我們只曉得二姑是一位慈藹可親的老太太，沒有想到生前竟有那麼不平凡的經歷，原來是個奇女子，這更增加了我們對二姑的尊敬與懷念。」
二姑最後幾年，是在天堂般的夏威夷度過，突然得胰臟癌，發現後十天左右去世，完全沒有嘗到病痛之苦。回台灣向媽媽、妹妹報告二姑喪禮經過後，我當著媽媽的面，感慨地說：「我們真幸福，因為從小有兩個媽。」兩個妹妹也深以為然。
沒錯，二姑在三十八年跟我們到台灣，從小照顧我們生活起居，爸媽脾氣都不好，在我們受到責罵的時候，二姑總是打圓場，替我們說情。二姑會做一手傳統河南麵食，尤其在爸媽腸胃不舒服的時後，一定要喝二姑做的呼啦湯、酸麵葉。
當時我們住在信義區的一個小眷村，原屬松山區。信義區是後來松山區人口太多以後，獨立出來的，我們居住的區域叫三張犁。當時的松山區算是「鄉下」。大人到西門町叫「進城」。信義區是典型的綠野村郊，小河縱橫交錯，農村之外就是眷村，有四四兵工廠所屬的東、南、西三個眷村，還有汽機場，五機場等許多小眷村。
二姑不識字，卻喜歡交朋友，老中青三代都可以來往。二姑遺傳了河南人的幽默，個性隨和，人緣特好。「二姑」變成了「官銜」。一直到她老了，年過七十，有些晚輩改口稱「老姑」。二姑的饅頭遠近馳名，逢年過節，她會蒸上百個饅頭，放在餐廳的大圓桌上，左鄰右舍、我的同學可以吃，可以拿。二姑當年在三張犁一帶，可是名人。
一直到高中，我才知道，二姑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
抗戰期間，兩個叔叔帶領地方團隊，與日軍、共軍兩面作戰，家裡的私人武力也投入戰場。在大陸淪陷的過程中，河南地方部隊抵抗非常激烈，僅安陽保衛戰，就打了五次之多、三年之久。一直到平津戰役結束，林彪把平津戰場使用的重炮拉到安陽，才把安陽「解放」。叔叔在河南率部隊最後的掙扎，失敗後，遣散部眾，帶了少數親信匿居山中，企圖再起。在部隊解散後，據說大批武器彈藥由二姑負責掩埋。家鄉淪陷了，二姑被捕，受盡酷刑，沒有招供。有一天半夜，一位年輕共軍偷偷把二姑給放了，並指點逃亡方向。二姑逃出魔掌不久，迷路躲在一個乾河溝的小洞裡三天三夜，夢到一個白鬍子老頭，叫醒她，指點逃亡方向。後來找到了一位鄉親，給二姑一套換洗衣服、少數金錢，展開了逃亡之旅。
有一次二姑拿了一張寫有十個爸爸好友的紙條，這十個好友都是河南籍的大人物。二姑到火車站，找西裝革履的紳士，或找河南口音的同鄉，拿出紙條求助曰：「我是武某某的妹妹，我要到廣州找我哥哥，如果你認得我哥哥，或你認得這十個人其中之一，請幫助我到廣東找我哥哥。」當然這是大海撈針的辦法，當年中國有五億人口，擠在火車站中的人都在逃難，別說很難找到跟老爸認識的人，即使找到了，人家也未必有力量幫她，但是奇蹟發生了，一路上，不斷地找到爸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一路上不停地有人幫忙，或贈錢、或購票，居然來到了廣州。
一個不識字的鄉下婦女，隻身從河南逃到廣州，已經夠離奇了，更離奇的是，廣州本來就是大都市，再加上難民潮。當時我七歲，記得廣州到處是人，公園、路邊都是地鋪，還有就是燒飯的。茫茫人海之中，二姑是怎麼找到我們的？可惜以前忘了問，現在父母、二姑俱逝，世上已經無人可回答我的問題。
二姑在台灣的生活看來很快樂，嘻嘻哈哈，不是做家事，就是四處串門子。二姑後來信基督教，定時做禮拜，與教友聚會，教會的主持人殷牧師夫婦，也對二姑親如家人，二姑的生活平凡、平靜卻很充實。
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二姑突然得了憂鬱症，臉上笑容不見了，經常失眠，不再妙語如珠、不再精神抖擻，終日愁容滿面。有時目光呆滯，臉上肌肉會出現局部而不規則的抽搐，有時頭部會不自覺地晃動。
二姑的異常，把我們嚇壞了，問媽媽二姑是不是病了，媽說不是，原因是二姑聽中美斷交的消息，以為台灣保不住了，共產黨要來了。二姑受過共產黨的酷刑，也曾目睹群眾大會公審「反革命」的可怕，被共產黨嚇壞了，聽說台灣不保，共產黨要來，嚇得肝膽俱裂。
我跟媽媽一再勸慰二姑，台灣沒問題，美國也沒有放棄台灣。我們勸了半天，二姑勉強擠出一點笑容，但是一轉眼又愁容滿面，我們的話，對一個被共產黨嚇壞了的鄉下老太太，完全無效。姐姐聽到二姑的情況，立即邀二姑到夏威夷長住，二姑欣然同意。姐姐的一兒一女，也是二姑帶大的。那時他們在夏威夷，一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也還需要人照顧。
就這樣，二姑到夏威夷，幫姐姐料理家事，照顧兩個小朋友，經常上教堂，參加教會活動，假日跟著姐姐到處旅遊，過了幾年快樂而沒有恐懼的日子。
回憶二姑在世的點點滴滴，歷歷在目，歲月如流，轉瞬間我也進入老年。在我想寫一篇懷念二姑的文章時，發覺二姑生前從來沒有提到，她在大陸的丈夫與子女。二姑彷彿從未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實際上結過婚，有子女。開朗樂觀的背後，隱藏了二姑對至親骨肉刻骨銘心的思念。二姑的堅強令人敬佩。
在國共手足相殘的大悲劇中，二姑是個小人物，而且算是個幸運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