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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觀感不佳，自我感覺良好
人在世上，即無法避免「被別人看」和「自己看自己」。前者是「社會觀感」，後者是「自我感覺」，這兩者建構出了社會的價值秩序。
古典時代有權有勢統治階層，很清楚的知道，他們「自我感覺」的標準如果落後於「社會觀感」的標準，那麼就等於他們毫無優越性可言。他們會被人民蔑視，甚至還會鼓舞出革命造反的衝動，也正因此，強化「自我感覺」這部分的標準，遂成了古代統治階層的必修功課。古代中國要求「君子自重」、要「無愧於心，無負於民」，西方自騎士時代起，即講究「自尊」、「自重」、「榮譽」，期勉自己有一天見上帝也能無愧的抬起頭來。古代的這些努力，目的就是要超越由於有權有勢有錢而造成的「自我感覺」過度膨脹，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自我沉淪。壓抑「自我感覺良好」，是價值上的謙卑，它是一切謙卑的基礎。這種人不會每天照鏡子看自己的肚臍眼，愈看愈喜歡；這種人在任事時也格外會竭智盡慮，替別人和小老百姓考慮問題；這種人也絕對不會因為自己精於算計，霑了利益而自鳴得意。
不過，近代思想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早已指出過，有權有勢有錢的精英份子，他們乃是「道德感與權勢成反比關係」的一群人。他們有權勢，也比我們小老百姓聰明，因此總是能在綿密的法律之網裡鑽進鑽出，霑盡各種利益，當他們照鏡子時也會得意的笑出聲來。有權有勢的人，由於趨之者眾，大家爭著替他們擦脂抹粉，久而久之，他們也自然而然的養成「自我感覺良好」的習慣，而「自我感覺」與「社會觀感」之間的差距也就愈拉愈大。
最近這幾年，台灣這種「自我感覺良好」但「社會觀感不佳」的事情已多得不可勝數，我們已有好多個富商巨賈，雖然事業破產，賴債不還，但因為鑽漏洞藏錢有術，照樣過著富豪級的生活，也依然三妻四妾把辣妹如故。奇怪的是這種人居然毫無慚愧的意思；台灣有太多達官貴人，做出「社會觀感不佳」的言行或政策，但仍「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沒錯，兀自在那裡鬼扯硬拗。
這種「社會觀感不佳」但卻「自我感覺良好」的事，現在這個政府似乎更加的變本加厲，他們有太多事情都「社會觀感不佳」，但因丟不掉「自我感覺良好」的習性，遂試圖將這一切都說成是「媒體關係做得不夠」──這實在是「權力傲慢」最極端的一種型態，任何事情他們都沒錯，而是媒體的無知或是惡意所致。他們完全不了解，「社會觀感不佳」乃是人群自然形成的判斷，它不會隨媒體而移轉。以為「做好媒體關係」就可以改變社會觀感，那是真太瞧不起媒體和社會了！
阿扁司法有罪無罪尚未定讞，日前他承認自己犯了「社會文化罪」。他企圖用「社會文化罪」來規避「司法罪」，這點已無需多言，但何謂「社會文化罪」？凡任何人企圖利用文化價值與法律之間的漏洞而牟求不當之利者，即犯了「社會文化罪」。在價值位階上，這其實是一種更大的罪，因為他們以自己的聰明和狡詐，敗壞了社會！在我的價值標準裡，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所做的一切「社會觀感不佳」但卻「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為，都犯了某種程度的「社會文化罪」！
當代主要學者，哈佛教育學院教授莎拉．勞倫斯萊弗（Sara Lowrence-Lightfoot）稍早前在所著的《尊重》一書裡，有專章談《自尊》，她即指出，人的行為「社會觀感不佳」但卻「自我感覺良好」，乃是一種價值的斷裂，它也顯示了人們「自尊」的喪失。當人失去了「自尊」這個道德命令，我們即不能期望他對自己或社會國家有任何責任心。缺乏「自尊」的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會關心自己的權力、選票、財富，但不會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她有這樣的警句：「有自尊的人，對自己的錯誤才有勇氣面對，對他自己和別人始有責任心，才會解除掉對任何事的不關心，並為人群相處建立真正的新關係。有自尊，才會有一切；沒有自尊，他只會把自己鎖在自我感覺裡。」
政府的老三套：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
上星期，立法院首次精彩的對話，立委就拿房價問題質詢財長李述德，他的答覆是房價飆漲你們去罵炒房客啊！為什麼要指責政府，偉大李部長的答覆，其實已具體而微的將當今政府那種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的本質盡現無遺！其中透露出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近代學術有許多學科都在墮落沉淪，墮落得最多的即為政治學。古典的政治學關心民主人權，但也從不荒廢政治領導的掌舵角色，柏拉圖的《共和國》裡就稱領導者為舵手。後來英文的「政府」、「總督」及「州長」這個字即是拉丁字「舵手」的衍生字，它顯示出古典政治學是把國家領導人及政府的角色置於首要的地位，因而政府的責任感也當然成了政治哲學裡的核心價值。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建築師轉寫政治哲學的克蘭穆即指出一個國家若領導者缺乏責任心，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平庸的報應」。
但這種關心領導及責任感的政治學傳統，在一九四○及六○年代後卻完全變了樣，一九四○年代許多國家都出現造成歷史災難的領導人，於是政治學在被驚嚇之餘，從此再也不敢談領導，彷彿談領導就是在鼓吹人治甚至是在為強人政治張目，因為不談領導問題，政治學遂開始墮落。當政治學墮落，它連帶的當然也造成了現實政治上的墮落，加上一九六○年代後全球進入媒體時代，於是政治的風景也就跟著大變，這種大變顯露在幾方面：
一，政治學不談領導，於是領導學這個學術分枝遂由政治移往企管學，隨著它在企管這個領域的慢慢發展，到了近年來它已回頭撈向政治學。
二，政治領袖變得沒有責任心，只知道媒體作秀，於是「表演政治」（performing politics）日益當道，擅長表演而拙於治理，遇到關鍵就撇責任、扮無辜這種現象遂告出現。人人都知道，房價的飆漲乃是賦稅政策、金融及所得政策的產物，去年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 obert J. Shiller）在《次貸解答》一書裡，研究百年來美國房價史，房屋建造成本的變動，認為百年來美國房價都以極緩的速度上漲，只有二○○○年後像坐了火箭一樣一飛沖天，這即是金融政策所致。台灣房價飆漲亦然，這怎麼可能用扮無辜、裝可愛來搪塞。
三，當一個政府缺乏了責任心與擔當，它就自然而然養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它就讓社會裡的「交戰元素」（Warring element）自己打成一團，或者它就隱身暗處展開操弄，或者坐待兩邊打出一個結果，才來撿收成果，這種領導因畏首畏尾，重大問題已不會有自己的立場，美國學者，研究出名經濟學的柯文（Tyler Cowen）早已指出，媒體民主會造成鄉愿式人物的抬頭，扮無辜、裝可愛這種品質會大盛。除此之外，它還有一種撇責任的機制，那就是把「公共問題私人化」，例如政府有責任替老百姓營造出差堪滿意的生存環境，而它不在這方面承擔起責任，反而會說「你失業是你的競爭力不足」，「國民自己要提升個人競爭力」等等說詞。這就是典型的把「公共問題私人化」，在一個「所有問題都被私人化」的社會，政府儼然已不必負任何責任，我們還要這樣的政府幹什麼？
當今台灣的政治，重建政府的責任心和擔當感已成了最重要的急務。一個永遠躲在暗處，只會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讓老百姓自己打罵不休，或者藉著「公共問題私人化」的運作模式，讓自己和一切責任都保持距離的政府，很快就會被老百姓看破手腳而加以放棄。近年來，台灣社會的無力感日深，用英美的話來說，台灣社會可以說已處於一種「精疲力竭」（Exhaustion）的心理狀態，大家都希望台灣社會往政府更有責任心與擔當感的方向去轉型，但人們轉型之聲雖高喊了許久，但統治者們撇責任、裝無辜、扮可愛的習性卻還是一成不變，於是精疲力竭之感遂油然而生。而了解社會心理變化的都知道，精疲力竭的人心通常都是大改變的前兆，但願統治者們能體會老百姓精疲力竭的心聲！
政治再大，也不能比良心還大！
九一九高雄大淹水後，有藍色名嘴宣稱這是對高雄的懲罰。「一○二一」宜蘭大淹水後，台中有個女學生在網上張貼文章，宣稱「綠色執政，淹水保證，哈哈哈哈，宜蘭應淹死多一點」。她的短文上網後，招致反彈，警察也登門勸告，她又聲稱「警察都被綠色所控制」。看了這種事情，實在讓人痛心。高雄和宜蘭雖是綠色執政，但高雄人和宜蘭人難道不是我們的同胞？同胞有難，幸而沒淹水的，正該幫助不幸被水淹的，豈可幸災樂禍，一至於此，政治再大，也不能大到將起碼的良心和同胞關懷也噬掉！
上述這種把政治看得比良心還大的，用當代政治學理論的說法，已可算是一種「仇恨政治」（Hate politics），它指的有些社會的某些人，會把政治的範疇，諸如膚色偏好、政黨偏好、階級身分偏好等無限放大，並因而展開種種黨同伐異的言論和動作，讓這種偏好所造成的狹隘心態吞噬掉了社會賴以存在的根本感情及良心準則。這就是用恨取代了愛。西方近代政治上，若有任何人在「仇恨政治」上做文章，整個議會就會自動視之為公敵，因為他們已警覺到，這種政治乃是在撒播邪惡的種籽，是在替「仇恨罪行」（Hate crimes）做著準備，因此，仇恨政治在本質上乃是「反人道的政治」。
根據美國當代研究仇恨問題的權威專家學者，東北大學教授傑克．列文（Jack. Levin）及麥克戴維特（Jack McDevitt）在《仇恨罪行論》一書中所述，恨別人經常是一種自我保衛機制的過度心理，當一種人自認受到威脅，最有可能找到這種那種理由來保衛自己。
正因為「仇恨政治」幾乎無所不在，公民社會的自我防衛遂變得攸關重要。那就是社會需制止有人企圖利用媒體的縫隙，夾帶著「仇恨政治」因素的意見；除了公民的自覺外，法律體系藉著法律公正的行使，讓可能引起紛爭的問題公平有效的解決，也是關鍵。
而不容諱言，近年來的台灣，政黨的惡鬥已對我們的社會做了極大的扭曲，特別是媒體的政治化，對這個問題用這一套標準，對別一個問題，則用另一套標準。不只標準不同，評斷及分析事務也經常不按常理去做合乎比例的討論，有時小題大做，有時則大題也不做，媒體其實已成了台灣「仇恨政治」的亂源之一。
就以最近的形勢而論，由於至關重要的五都選舉將至，加以最近水災頻繁，媒體遂都在水災政治上大做不符比例的文章。事實上人們都知道，這些五十年級和百年級的超大豪雨，無論降到那，那裡都必然大淹水。但我們談水災，卻已變成不談治水而談藍綠，在這種談問題的底下，的確不明言的有著幸災樂禍，大做鬥爭文章的政治用心在後面；台中那個中學生在網上的文章，其實已非她個人的問題，它是具體而微的折射了某些人的心態。我不願用「其心可誅」這種難聽的話，但仍要說，政治再大，不能大過良心；藍綠的確很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也沒有比同胞的感情重要。台灣的政黨在盛衰興亡，但代代台灣人卻會長存，我們不能為了政治而將最重要的同胞情摧毀掉！
「一○二一」宜蘭大淹水剛結束，善後及將來更重要的國土規劃，治水防洪及花蓮人回家的路，這些問題都有待眾志成城，全民努力去解決。但就在此刻，我們的藍綠洪水鬥爭卻仍方興未艾，那個台中女學生的網上文章，居然把政治的好惡搞成了歡樂，這格外使人痛心兼感慨。
話談到這裡，心中突然浮現出當代美國大詩人勞勃．羅威爾（Rob ert Lowell）的詩句：
政治提高了人
而人不能把政治也提高！
經過好幾代人努力，今天台灣已有民主政治及表達自由，這是「政治提高了人」，但民主的我們竟然有人要宜蘭人「多淹死一點」，「梅姬再淹一次高雄」，有這樣的低等惡質政治，他們被淹沒掉的，其實是更重要的良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