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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大文章(中古篇)──【大歷史的脈動與輝煌】(起於唐代，迄於明代)
《史通》自序
劉知幾
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蘇徐州）人，進士及第，於武后時遷至鳳閣舍人，兼修國史，開元年間曾官至左散騎常侍。劉氏熟讀《春秋》，長於史事，著有《史通》，標舉史書之法，開我國討論史學之先河。
背景
唐宋以來，史學評論的風氣日益興盛，然而歷來舊史叢脞複雜，異說謬誤混淆，直至唐代劉知幾撰著《史通》二十卷，始得以整理釐清而樹立規模。
劉氏久居史官，博覽典籍，曾屢次參加當時政府修史工作，因感無法發揮己見，所以「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於唐中宗景龍四年（七一○）完成《史通》全書。
《史通》全書五十二篇，《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已亡伕，今存四十九篇，計內篇三十六，外篇十三。大抵內篇論史家體例，外篇述史籍源流。而以全書來說，關於研究法者計三十四篇，其中論原委者三篇，論體例者十七篇，論考證者十三篇，論方法者一篇；又有關於編纂法者計十四篇，其中論方法者九篇，論才能者二篇，論內容者三篇。另有自敘一篇，只言本書旨趣。
唐以前史籍雖多，大致出於模仿，劉氏歸納為六家。而以編年史、紀傳史為史家正體，稱為「正史」，其他旁流稱為「雜著」。不僅分析其流派，並對筆記、方志、家譜、都邑等記載同等重視。
劉氏主張以斷代方式為史書體例，尤其注意史料的真實性，且勤於綜合，勇於懷疑，並反對盲目仿古，肯定史書雖載往事，但應使用當代語言文字與通俗詞句從事編述工作，此點對於後世具有重大啟示作用。
影響
《史通》為我國最初的史學理論書，亦為我國著名史學評論著作，在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劉氏於《書志篇》中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三志的重要，日後宋代鄭樵《通志》中有《氏族略》《都邑略》，馬端臨《文獻通考》中又別立《土貢考》，皆遙承劉氏建議而增闢。
此外，劉氏為便於評論古今史籍，往往將漢魏六朝、隋與初唐許多史書一再加以引述，現在諸書皆亡佚，但就其中所引資料，可以瞭解諸舊史中若干片段，所以《史通》在史料學方面也有值得重視的價值。
原文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征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
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羨。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
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史通》
譯文
武后長安二年（七○二），我擔任著作佐郎的官職，並且兼任編修國史的工作，沒多久就升到門下省，擔當左史的職位，纂修皇帝的起居注，後來因為轉任中書舍人，曾暫時停止史官的工作，沒多久即又恢復原職。當今皇上就位後，派我擔任著作郎及太子中允、率更令的職位，像以前一樣編修史事。後來皇上到京城，我在洛陽沒多久也被徵召回到長安，專掌史官的職位，也擔任秘書少監。
我常想，我曾經在武后和今上兩位國君之下做事，在長安、洛陽兩京任官，掌管過各種典籍，又長久擔任史官的職責。當年馬融曾經三次到洛陽東觀任史官，漢朝人人視為榮耀；張華也一再執掌史官的職位，讓晉朝大家稱羨不已。而我雖不才，他們倆的職位，竟然都有緣擔任。為了擔任史官，我終日戰戰兢兢，唯恐不能把事情做好。
我曾經在公餘之閒暇，討論史篇，一下筆就不能甘休，因而草稿堆積了好多，於是就按照分類，加以編排。當年漢朝一些儒生為解決經傳的問題，聚集在白虎觀加以討論，後來作了定案，因此就命名為《白虎通》。我既任職於史館，而完成了這本書，所以就把它喚作《史通》。況且漢朝曾經尋求司馬遷的後人，封為史通子，可知史書喚作史通，來源已經好久了。我因而依照往例，廣采眾議，也定此書名為《史通》。共有二十卷，詳列於左，總計文字若干。時在中宗景龍四年庚戌年（七一○）二月。
（周益忠、陳韻/編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