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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的其中國精神論及其批判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原書封面中文題為「春秋大義」，英文名：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九一五年即由北京每日新聞社出版，次年商務印書館再版，德國也已有了譯本。
可是因原書係英文著作，中文思想界對它其實並不熟悉。一九一八年杜亞泉所編《東方雜誌》對它的介紹，也由日文移譯而來，遑論其他！許多人誤以為辜氏其人其書均代表了五四運動之後的反動，而不知辜氏成名甚早，此書且出版於五四運動以前，良有以也！
五四運動以後，辜鴻銘長期被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面人物：蓄長辮、主張忠君尊王、替傳統中國社會之納妾制度辯護。據說還有金蓮癖，不捏著小妾的小腳就寫不出文章。談到他，除做為笑料外，大抵還是用以陪襯蔡元培「相容並蓄」之偉大。
其實辜氏之入北大，不僅因蔡元培之故。由其著作迅即出現德文、法文、日文等譯本，即可知他在民國初年，乃是少數擁有國際聲望的大學者。當時中國學者有此地位者不會有第二人。但牆外開花未必牆內香，辜氏批判西方社會、贊揚中國精神文化之言論，恰好跟爾後新文化運動所倡揚的態度相反，故其人頗遭「妖怪化」「小丑化」，其書亦遂乏人問津。
《中國人的精神》，八十幾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六年才有中譯本（海南出版社，黃興濤、宋小慶譯，二○○七年修訂）。其出版，或許與那幾年小小的「辜鴻銘熱」有關，一時之間出現多種辜氏傳記，其舊作亦有若干彷彿出土文物般重被考掘出來，此書即為其一。
不過，迄今尚未見到適當的書評，可見學界對此終究還未給予應有之重視；對辜鴻銘思想言論之是非，也還沒真正展開討論。談起辜鴻銘，仍是奇人、怪傑、軼事、趣聞那一套。正因為如此，我這篇文章，或許可以給關心近代思想史的朋友一些幫助。
一、見識不明的漢學家
《中國人的精神》，英文版名《原華》，此書又稱《春秋大義》。內容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三篇講錄：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婦女、中國語言。第二部分是：約翰．史密斯在中國、一個大漢學家、中國學（一）（二）。
前者顯正，正面解說他認為的中國社會與文化到底是什麼。後者破邪，批評西方人對中國之無知、漢學家之淺薄。文章非一時所作，如〈中國學〉早在一八八三年即已發表，故此書本是一冊論文集，只是文章彙總後再加上序言與導論罷了。今譯本附錄了辜氏〈群氓崇拜教或戰爭及其出路〉、〈文明與無政府狀態或遠東問題中的道德思維〉兩長文，又增列了〈東西異同論〉、〈什麼是民主〉二文，德、法、日譯本諸序跋及東西方文彥論述辜氏的資料，頗俾實用，足以窺辜氏一家之學。
前已說過辜氏此書主體可分兩部分，一顯正，一破邪。兩者的論述態度頗不相同，前者鄭重，後者則充滿了對漢學家的不屑、揶揄、挖苦、嘲諷。
依辜鴻銘文章的編排，〈約翰‧史密斯在中國〉先批評那種自以為比中國人優越，且想以盎格魯撒克遜觀念來改造中國的英國人。這種人，大約即為接觸到中國文化的一般西洋人，把中國視為與西方不同的未開化怪物。辜以亞瑟‧史密斯《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為例，說若對中國稍有認識，便不會如此看中國，舉翻譯了許多中國經典的漢學家理雅各來跟它對照。
但漢學家也靠不住。故接著就是〈一個大漢學家〉。大漢學家，乃反諷語。但他所譏諷的翟理斯，在西方也確實是鼎鼎有名的漢學權威。此文則譏此權威亦不過爾爾，能翻譯中國文句，卻不懂中國思想，對中國人物之重要性亦無判斷力。
這卻也不是某一兩位漢學家個別的問題，所以接下來就以〈中國學〉長文來說明歐洲漢學界整體的問題，以及他們不能瞭解中國的原因。
如此由個案到整體，編排及論次很見條理。不過我以為：就我們讀者看，卻要倒過來，得先從他對西方漢學整體的評價入手，才能明白他為何如此瞧不起個別的漢學家。
早先西方所謂漢學，是由傳教士、買辦、商人共同建立的，十九世紀才開始正式學術化。一八一五年雷慕沙任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一八二二年發行《亞細亞學報》都代表了這種學術化的趨向，故一般輿論皆認為漢學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辜鴻銘不以為然。依他看，此時只不過比較能掌握中國語文知識而已，早期根本連字詞都不認得。
新階段的標志是威妥瑪《自邇集》和理雅各對中國經典的翻譯。辜鴻銘對他們的辛勤都表感謝，但認為理雅克譯文生硬，多生造之術語，且缺乏哲學理解。此後的偉烈亞力、翟理斯、巴爾福，情況也都差不多。辜氏甚至批評他們有些地方連字義都沒弄懂，「簡直就是胡譯」。只有當時在廣東的花之安牧師，他還頗有好評。然而花之安說中國人不懂系統的科學研究法，辜氏也很不以為然，說《大學》所云「定靜安慮得」「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程序，外國人實應多加理解。
也就是說：辜鴻銘瞧不起漢學家，雖因漢學家多半文句理解能力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觀察中國時的思維方式就有偏差，所以所論多不中竅。據辜氏之見，想瞭解中國，必須要對中國人的行為原則有基本認識，並觀察中國人如何運用這些原則到社會人際關係、家庭生活和政府行政管理上去。為此，他指出：
對民族性的研究，最重要且應注意者，不僅要關注該族人民的活動和實踐，更要關注他們的觀念和理論。要弄懂在他們看來何為好壞、何為正義非正義、何為美醜，以及怎樣區分智愚。……你必須懂得中國人的民族理想（National ideals）。
這是理解民族性的方法和原則。瞭解了該民族的基本觀念之後，還應再看這些觀念如何運用到社會制度、禮儀、風俗中。社會制度、禮儀風俗又是因時變遷的，故辜氏提醒研究者還應有歷史眼光及歷史知識。
他批評的漢學家，即是不具上述方法與知識的。藉由批評他們，辜氏所言觀察中國民族性之原則和程式，正是夫子自道，足以說明他自己觀察中國的方法。
二、陷於危機的西方文明
但我們還不能立刻就介紹辜鴻銘自己對中國的見解，而應先說明他對西方文明的看法。
辜鴻銘批評西方漢學家，其實只是他對西方整體批評之一環。他對西方近代文明是不滿的，對西方許多人自以為是，用近代西方人之心態、觀念看中國，深不以為然，所以才寫〈約翰．史密斯〉。漢學家當然比約翰．史密斯之流好得多，但仍然頗有隔膜，所以他又有那些批評漢學家的文章。這些文章，談的是西方的中國觀，可是批評者辜鴻銘之所以會要來談西方人的中國觀，底子卻恰好是由於他自己的西方觀。西方人之所以看重辜鴻銘，其實主要也是因他的西方觀對西方人來說，可視為另一面鏡子。
因此，德譯本奧斯卡．A.H.施密茨〈序〉就幾乎根本未談到辜氏如何描述中國人的精神、語言和婦女，只就辜氏對歐洲近代社會思想的言論來發揮。說辜鴻銘認為早期源於理性的自由主義思想，到現在已變成「講究實際的，沒有思想的英國人的實利主義」，以致「十八世紀歐洲的自由主義有文化教養，今天的自由主義喪失了文化教養。上世紀的自由主義為公理和正義而奮鬥，現代的假自由主義則為了法權和貿易特權而戰。過去的自由主義為人性而鬥爭，今天的自由主義只賣力地促進資本家與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這種墮落的文明，未來必將走上唯物主義和軍國主義。譯者對辜氏這一論斷，大表欣賞，且說：「每個德國人都只能贊同他的觀點」。譯本後面附錄的各報評論也呼應了譯者之說，均就該書可作為現代西方文明藥石之價值申論。
法文譯本的譯者，態度也相似。他不盡贊同辜鴻銘對西方的批評，但他覺得其中不乏深刻之見，且對西方社會有益。因為在現代工商業及民主制大獲勝利之際，社會上其實充滿了混亂：「濫施權力，權欲過盛，對奇異發明的野心、對財富的渴望、對利己主義的狂憤，……向我們展示了凶殘，暴力和不公正的實質」。故譯者說辜氏尖銳的批判：「對一個喜歡奉承和不時需要強有力道德引導的時代，這部書將會是非常有益的」。
他們的態度，顯示辜氏著作在西方語境中，有與一般我們中國人看辜氏迥然不同的視域。中國人看辜鴻銘，基本上把他看成一個對傳統文化的保守辯護者。認為他的著作以《中國人的精神》為題，是以闡揚中國人之國民性為目的，而未注意到他主要是一位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批判者。西方人對中國人到底是什麼樣，或許也感興趣，但絕不如對他們自己的文化究竟走向該如何那麼關切，所以才會對辜氏評論西方之語深有觸會。
我以為這才是正確掌握辜氏思想的方向。
辜鴻銘生於馬來西亞。當時馬來西亞乃英屬殖民地。十三歲，辜氏就去了英國，十六歲入愛丁堡大學就讀並獲文學碩士學位。繼而又去了德國萊比錫大學等地遊學。故西學才是他的根柢，對歐洲文化及社會發展有入乎其內的認識。他後來回國，巧遇馬建忠，得聞中土聖哲妙諦，大為嘆服，固然是因中國古代文化內涵深邃，卻也因他本來就對西方現代文明已有所不滿，所以才會對中土文化大生契會，否則何至於如此？
明乎此，我們就會注意到《中國人的精神》有一篇特殊的序，以及兩篇很長的附錄。序文主要在分析當時歐洲社會與文化的危機，附錄一〈群氓崇拜教或戰爭及其出路〉、二〈文明與無政府狀態或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表面上都跟「中國人的精神」沒啥關係，可是這正是他論中國人精神的根子：由於歐洲文明出了問題，所以他才要向歐洲人介紹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做為他所認為的歐西文化之對照組出現的。要明白他欲如何向歐洲介紹中國，自須先知道他認為的歐洲有什麼毛病。
「在我看來，這場戰爭的根源，就是大不列顛的群氓崇拜（worship of the mob）和德意志的強權崇拜（worship of the might）」，辜鴻銘在序文中如此說。強權崇拜，亦即軍國主義，它又是由群氓崇拜中激發出來的，故前者尤為病根。因此辜氏云：「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敵人，是體現在我們身上的商業主義精神。……這種由自私與怯懦結合而生的商業主義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濫。而又正是英國的群氓崇拜教，導致了德國的強權崇拜教和軍國壬義」。
據他這樣說，商業主義又造成了群氓崇拜，故商業主義精神無疑即是一切之禍端了。辜鴻銘是檳城華僑商人世家出身，又在英國成長，可是他對英美資本主義社會絕無認同之感。為何如此，原因不得而知，但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艷羨英國工業革命及其帶來之財富時，辜氏獨對此提出質疑，不能說不具特見。
辜氏認為：西方文明在羅馬時代是物質文明，現代歐洲則是更低級的機械文明，沒有精神性的東西，未以教育出更好的人為目的。同時，現代西方的社會建立在金錢上，人與人只是金錢關係，不像東方是道德名分關係。道德名分關係是「親親、尊尊」的，故尊敬父母，服從人格、智德比我們高的人。西方學者卻只能聽有錢暴發戶的。
在人生觀方面：西方人為運動而生活，東方人為生活而運動。西方人為賺錢而活，東方人為了享受人生才去賺錢。用孔子的話來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西方人為了賺錢連命都不要，正是不仁者。
機械文明，是人為物役；金錢社會，是人為財死。但僅僅如此，只不過是人喪失了他自己。依辜鴻銘的看法，禍害還不僅如此，因為這樣的文明還將造成戰爭。
因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由於並未受到好的人格教育，故其性格只是自私與怯懦的。在他們只是烏合之眾時，尤其如此，陷於深刻的恐懼中。可是，因從小受的，是人性本惡的教育，故一旦有權有力量時，便又會濫用其力，侵犯別人。為了避免恐懼（即群氓恐懼），群氓乃漸漸走上後一條路。而現代西方，恰好又是三種人占了社會的主導力量，一是報社編輯（如他抨擊過的約翰．史密斯），二是商人、三是放高利貸者。這三種人，向民眾宣稱他們即屬於民眾黨，事實上也就是民眾之一夥，一同鼓動著戰爭。
過去，歐洲之所以能維持和平與秩序，是因敬畏上帝。但現代社會，舊宗教已式微，群氓恐懼已代替了對上帝的敬畏，形成了新的宗教。《尚書》上講：「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現代西方恰好就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的群氓崇拜時代，故他有時又稱此為群氓崇拜教。
「今日歐美的群氓崇拜教，除非它立即被打倒，否則就不僅會摧毀歐美文明，還要毀掉全人類的文明」（群氓崇拜教或戰爭及其出路），辜鴻銘如是說。
三、應建立的新文明
群氓崇拜教，並不是民主主義。辜鴻銘是反對群氓崇拜、主張民主的。
但辜氏所說的民主主義，又與一般所云云不同。一般所謂民主，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推薦的「德誤克拉西」。辜氏稱它為不合理的民主：「歐洲的那種德謨克拉西是未完成、不成熟的。同時必須強調的是：在目前這種形式下，它含有破壞性因素，所以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東西」。原因是這樣的民主就會與群氓崇拜聯結起來。而其所以不合理，因素之一，即是「居住在大都會中奢侈腐化的商人、銀行家、財主等資本家階級」，在這樣的民主中起著絕大的作用。號稱民主的時代，其實根本不曾以農民老百姓為民主的基礎。
